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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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

2016-12-05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3430 次

摘要: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农业文化发生发展与兴盛衰落的历史,小而言之,也是一部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转移的历史。在铁器未发明的远古,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易于耕种,自然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即使到了战国时代,《禹贡》将九州大地的土壤分成九等,雍州黄土高原的土壤仍被认为是上上等...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农业文化发生发展与兴盛衰落的历史,小而言之,也是一部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转移的历史。在铁器未发明的远古,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易于耕种,自然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即使到了战国时代,《禹贡》将九州大地的土壤分成九等,雍州黄土高原的土壤仍被认为是上上等,北方其他五州则分别为上中等、上下等和中上、中中与中下三等,而南方的梁、荆、扬三州却是下三等。从气候来看,秦汉以前也是南不如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北方气候凉爽,雨水虽少但集中,于旱地作物勉强够用。因此自远古直到秦汉一统时代,北方的农业文化得到有利的发展,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都对南方显出压倒的优势。

秦汉时期,北方已形成关中和山东两大农业经济中心。而南方却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在农业社会里,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口数量是农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北方人口是南方的3.2倍。虽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农业经济也在逐步向前发展,但是速度很慢,例如牛耕技术直到东汉时期才传播到淮南地区。然而魏晋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大大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过程,使南方的农业文化水平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北方,实现了文化重心由北到南的转移。

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北方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曾经出现过几次剧烈的变动,迫使黄河流域人民南迁到淮汉、长江以至南岭以南地区,南迁的人民不但给南方增添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移民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内又出现过几度南北政权分裂对峙的局面。割据南方的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要积极发展经济。这两个因素都促使南方的开发速度比正常的一统时期要快。

在南下的移民长河中,有三次蔚为大观的浪潮,促使南方农业文化的发展出现三次飞跃。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南来的北方侨民大都集中在淮水以南、太湖以北地区,使江淮一带的农业经济在东晋南朝时期取得长足的进步,将三国东吴以来,南方已经加速开发的势头更加推向前进,以至时人将江南比作昔之关中:“会(即会稽郡)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不能比也。”但其时北方在十六国的混乱之后,也相对安定百余年时间,使黄河流域传统的优势继续向前发展,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文化水平尚未完全赶上北方。南北朝之后,隋唐重又建立一统宇内的大帝国,黄河流域重新得到繁荣,关中仍称沃野,南北文化都臻于昌盛。天宝初年,南北户口之比达到四比五之谱,双方相去不远。盛唐文化堪称南北共荣的文化,而北方似略占优势。

但是,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将北方诸道化为千里萧条、荒无人烟的灾区,大批难民蜂拥而至淮汉以南地区,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这次大移民的散布面比第一次要宽,在苏南浙北,江西北、中部和鄂南湘西北三个地区都集中了相当数量的移民。南方农业文化的发达区从江淮一带向西扩展到中南地区,因此唐后期,“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西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换句话说,整个淮水以南至南岭以北地区成了维持唐后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南方经济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已足以与北方抗衡。北宋初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南北户口之比已为三比二,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五代末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发展,但通观北宋一代,南方的经济力量已经完全超过北方,所谓“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尤其“东南诸郡,饶实繁盛”,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执行“竭三吴以奉西北”的方针。不过,在商业方面,北方之发达不让南方,尤其作为最大经济中心的开封,崇宁间商税收人就达40万贯,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也是南方城市所不及的。但是靖康之难消除了北方仅有的一点优势,使农业文化重心完全转移到南方。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宋王室辗转南逃杭州,大批各阶层的北方人随之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南方经济再度加速发展。两浙地区聚集移民最多,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至为迅速。尤其苏、杭,人称天堂,繁盛之貌,世界闻名。两浙以外,福建、江西、湖南以至岭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相反,在北方,由于战争的影响,经济受到破坏,文化日见萎缩。

金宋以后的元明清统一王朝,除了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外,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固着南方不可移易了。元代“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南北差距更日益扩大3明代全国35个工商业城市就有24个在南方;以财赋而言,明代苏州一府垦田数只占全国的1.1%强,而税粮的征收却几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因此清初学者顾炎武评论北方经济文化的衰落时说,“今日北方有两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地荒是经济的落后,人荒是人才的寥落。稍后,康熙皇帝的诗句:“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也与顾氏的话相映成趣。

要之,秦汉时期的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的八百年,这一重心开始并完成了向南转移的全过程,至南宋元明清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牢牢地固着在南方了。这一历史性的转移过程,在地方行政建置的地理分布方面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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