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到了元代，宋时铜矿产地多不见记载，可能是这些铜矿区内易采的富矿体已衰竭。不过，元代在益都路临朐县七宝山、锦州、瑞州的鸡山与巴山、澂江萨矣山均新辟了铜冶。澂江铜矿的开辟，为明清两代开发云南铜矿的先声。 元代铸币很少，产铜不多，锡的产量也不大，产地仅限于沅、辰、靖...
到了元代，宋时铜矿产地多不见记载，可能是这些铜矿区内易采的富矿体已衰竭。不过，元代在益都路临朐县七宝山、锦州、瑞州的鸡山与巴山、澂江萨矣山均新辟了铜冶。澂江铜矿的开辟，为明清两代开发云南铜矿的先声。
元代铸币很少，产铜不多，锡的产量也不大，产地仅限于沅、辰、靖诸路; 而宋代产锡最多的贺州，元代也不见记载。
明代铜矿的分布情况，宋应星有简明的记载。《天工开物》下卷“五金凡铜坑所在有之今中国供用者，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东南间自海舶来，湖广武昌、江西广信皆饶铜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广信在今上饶市，衡州为今湖南衡阳市，瑞州为今江西高安市。可见铜产地全在长江流域。
明初，铜场仅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反映了当时云南产铜颇盛。
《天工开物》也记载了明代锡矿产地的分布情况，云:“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今衣被天下者，独广西南丹、河池二州，居其什八，衡、永则次之;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临贺郡指今广西贺州市，南丹、河池今为广西二县市，衡、永为今湖南衡阳、永州二市，大理、楚雄则属云南。
清代的铜矿，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其次为四川西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也有一定的产量。云南铜矿的极盛时代，大约是在雍正初到嘉庆中期，铜厂从起初的十七厂发展到乾隆三十七年的四十六厂，即使年产量最低的乾隆十五年也有9155974斤，最高的乾隆三十年可达14674481斤。该省铜矿的分布,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集中的区域：
1、滇北区，包括东川、鲁甸、巧家、昭通、大关、永善、宣威、镇雄各州县，其中以原东川府所属各厂为最盛，特别是东川府城西南160里处的汤丹厂、会泽县境内的碌碌厂，两厂产量占全省产量的70%以上。当时运往北京宝泉、宝源两局铸钱用的滇铜，主要靠此二厂供应。
2、滇西区，包括永北、丽江、云龙、永平、保山、顺宁各州县，其中以顺宁的出产为最盛。
3、滇中区，包括滇池和抚仙湖周围各州县，并南延至开远、蒙自等地，本区均属小厂，以寻甸、易门、云龙各处产量较丰。
历代铜矿生产的地理分布，则应以南方为主。唐代以前，北方虽然出现过像徐州、中条山这样的大型铜矿，但南方的大型铜矿更多。宋代以后，随着南方铜矿的进一步开发和随之而来的矿业经济的崛起，北方铜矿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以至于今天全国六大铜矿中,北方仅有山西中条山、甘肃白银厂两处，年产铜均为1万多吨，仅占全国年产量30多万吨的6.7%而已;其余安徽铜陵、江西德兴、湖北大冶、云南东川四大铜矿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年产铜分别为12万多吨、10万多吨、5万多吨和1万多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3.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当与铜矿矿业经济的变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