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宋时期，南北地域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大的分异，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愈益明显。明人谢肇淛曾引用《钳珠集》的记载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
两宋时期，南北地域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大的分异，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愈益明显。明人谢肇淛曾引用《钳珠集》的记载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剽”是轻捷、聪慧的意思，与西北之“近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绀珠集》见宋人《直斋书录解题》卷11，为朱胜非杂抄诸家传记、小说而成。谢肇淛认为:“此数言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北宋时期，南北士大夫相轻之风极为盛行，北人视南方为“下国”，而南人则视北人为“伧夫”。
从南北人文变迁的角度来看，北宋真宗朝的“澶渊之盟”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陆游在《渭南文集》卷3中说道:“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在北宋政局中，南方人的地位日趋显著。据张家驹的统计，北宋宰相福建有10名，仅次于河南居第二位;江西有6名，与山东并列第三。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虽然不无偏见，但亦可见福建人、江西人等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崛起于中国政坛，并为北方士大夫所嫉恨。
在两宋时代，江西人才辈出，及至11世纪初，王钦若成了第一个当上宰相的南方人。其他著名的人物还有：临川人晏殊，庐陵人欧阳修和周必大，南丰人曾巩，新余人刘敞，临川人王安石，高安人刘恕，分宁人黄庭坚，鄱阳人洪浩、洪适、洪遵，吉水人杨万里等。江东路的饶州人，在宋代更是相当令人瞩目。
在北宋，饶州是神童辈出的地区。当时特设“童子科”，15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应试后给予出身并授官。在这种“学而优则仕”政策的刺激下，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初当移步来相谒，方及能言便诵诗”的“神童”。宋真宗曾作“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一诗，赐予福建“神童”蔡伯備。神宗元丰年间，饶州浮梁“神童”朱天申年仅十二即能背诵“十经”，朱天申从弟朱天锡年十岁，也能背诵七经。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曰:“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慕之，小儿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多也。”饶州地处鄱阳湖平原地区，嘉祐年间吴孝中所作《余干县学记》曾指出：“饶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来往凑聚，人语有吴楚之音。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
在宋代，饶州不仅是富庶的大州，而且文风也相当繁盛，神童的培养便是士习民风中极端的例子。汪藻的《修德兴县门楼记》称:“自大江以东，岁以士荐于京师者，其州十而饶为最，环饶之境，而德兴为最。”及至南宋绍兴末年，朝士多饶州人。除了饶州外，福建和四川两地的人才辈出也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对此，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分析，此处根据他的研究略作概述。朱或《萍洲可谈》卷3曰：“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江西人王安石，被福建人吕惠卿出卖排挤、罢相退居江宁以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以发泄胸中之愤怒。四川人苏轼与吕惠卿也是政敌，曾指斥后者：“福建子亦会做文字”而司马光与吕惠卿曾在宋神宗面前激烈论战。时人评价:“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对于福建人的性格，当时人认为:“闽士轻狭。”司马光也指出:“闽人狡险”，并曾说王安石“心术似福州”。对此，程民生认为：“大致都是说福建人有心机，好捉弄人，致使北方人难以应付，不堪忍受，对其又怕又厌恶。”至于四川人，当时的绰号是“川若直”。黄庭坚指出，中州人因蜀人放诞不羁而称之为“川若直”。“若直是宋代中原地区的俗语，据史料可理解为不规矩、不成熟。换句话说，宋代四川人的习性比较洒脱，有点儿放诞，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封建礼法不相一致，因而使中原人看不惯，受到蔑视。”福建与四川两地，当时有“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说法。
福建、四川相近之处有以下数点：一是文明昌盛;二是宗教兴盛;三是乡土观念浓郁；四是宗法观念淡薄;五是民间蓄养蛊毒。闽蜀同风，说明了“闽蜀文化已形成咄咄逼人之势，对北方以及南方其他地区产生冲击和威胁，引起北方等地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