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然而，统治政权又从来都不是单靠基本经济区的供给以维持其生计的。每当国家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统一与和平之后，统治集团的奢望也发展了：用商品货物去满足其增长着的需要的要求增加了;征服邻近领土的欲望也增加了；而更为迫切的是需要有岁收的新来源。 前汉时，向首都贡纳谷物的...
然而，统治政权又从来都不是单靠基本经济区的供给以维持其生计的。每当国家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统一与和平之后，统治集团的奢望也发展了：用商品货物去满足其增长着的需要的要求增加了;征服邻近领土的欲望也增加了；而更为迫切的是需要有岁收的新来源。
前汉时，向首都贡纳谷物的补充地区是黄河流域下游,在汉初，每年贡纳谷物几十万担,而到了公元前110年,则增加到六百万担的惊人数字。于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和黄、渭的水运问题的忧虑，便降临在当事者的眼前了，而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更为严重。
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31年期间，大司农郑当时曾建议开凿一条连接首都长安与黄河的三百余里长的渠道，这一渠道可以缩短2/3的漕运距离，旅途所需时间也可减少一半。
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司农就周到地指出了这一工程有着双重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中国大多数治水工程普遍具有的特征。他说，除了运输以外,这条渠道还能使“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他最后说:“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指派齐地的水工徐伯表负责兴建。据历史记载，为完成这一工程，曾经征调了“卒数万人”，三年竣工。
约在同一时间，河东（指黄河以东，即今山西省）太守番系，提议建造一条引汾水灌溉皮氏（今山西河津）和汾阴（今山西荣河），同时还引黄河水灌溉汾阴与蒲坂（今山西永济）的渠道。为了论证他的建议的正确性，这位太守说：“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燸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
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派遣了几万士兵开挖了这条渠道。几年之后，由于河道的变迁，致使渠道废毁，最后，被开拓的全部土地亦重归荒宪。武帝初期所建造的这两项治水工程，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个以调拨与集中漕粮为宗旨的国家来说，这样作也是自然的。只有当政府越来越缺乏粮食的时候，只有当由于过分的掠夺与生产的低下,迫使农民不得安宁并要起来造反的时候，才会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指望发展生产，才会去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并把它作为首要关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