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浙江是一个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较少的省份。本省海岸线长而曲折，沿海岛屿众多。省内河流素称八大水系，多发源于西部或西南部山区，东流人海，其中以钱塘江最长，干流全长达410公里，流域面积42000多平方公里。其他河流，源短流急，水位变化较大，具有显著的山溪性特点。...
浙江是一个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较少的省份。本省海岸线长而曲折，沿海岛屿众多。省内河流素称八大水系，多发源于西部或西南部山区，东流人海，其中以钱塘江最长，干流全长达410公里，流域面积42000多平方公里。其他河流，源短流急，水位变化较大，具有显著的山溪性特点。在古代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浙江通航河流的流域都比较小，很不利于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
宁波城因港市而兴，它从建城之始就是一个河口型港口城市。宁波港位于甫江、余姚江、奉化江三江汇合处，东临大海，港口的兴衰对宁波城市能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外港镇海和北仑，有舟山群岛作屏蔽，港阔水深，风平浪静，长年不冻，是孙中山“建国大纲”里理想的“东方大港”。
从唐宋到明代，宁波是我国通向日本、朝鲜等国船舶的重要始发地。从日本、朝鲜派来的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等，在数百年间也大多从宁波登岸。
明代，宁波已成为全国三大市舶司之一；清代设海关，这里又成为全国四大海关之一。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宁波在开埠的同时就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宁波近代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其商业的近代化。宁波的商业近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式商业的萌生阶段。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宁波产生了各种与传统行业不同的新式商业，从棉毛、呢绒扩展到西药、西服、橡胶、五金、玻璃等各个部门，至19、20世纪之交，宁波城内新式商业门类至少已达80余种。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间，此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商品的流通渠道发生变化。宁波港与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的贸易成为其港口吞吐的重要方面，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趋势明显增强。第三个阶段是甲午战争以后，其突出的表征是外国的商业机构显著增加，出现中外商业并存的趋势。
尽管宁波在开埠以前有过长足的发展，但它狭窄的腹地以及过于靠近上海与杭州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发展始终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地位的日益突出，各种工商业的机构、资金和人力都逐渐从宁波移往上海，宁波最终成了上海的一个附属港。
福建是海洋大省，其海岸线绵延曲折，长达3323.6千米，居中国第三位。蜿蜒的海岸形成众多的港湾，全省有大小自然港湾120多个，其密度居全国之首，而且多天然深水良港，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福建与浙江有着类似的地理环境，流程短促的河流难以提供广阔的腹地。这种配置方式也决定了福建省不能形成类似于上海、广州、天津那样的大城市，最终只能形成以一条主要河流流域作为腹地的多个小区域中心城市。
福州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早在秦汉时期，作为闽中郡治和闽越王都，它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发挥着中心城市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的作用。虽然明朝初年依旧规定琉球朝贡的到发港为泉州，但是，永乐元年（1403)复置市舶司时，因琉球船来华直驶福州远比到泉州便利，并可人闽江北上，所以，市舶司迁往福州，福州因朝贡贸易而成为当时最有活力的港口之一。
清朝，福州港市在开放海禁之后，主要是与国内沿海各港口之间互通往来，而与国外直接的航海贸易则较少，不过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清中叶，福州与国内南北各港的贸易输出以茶、笋、菰为大宗，福杉、建纸由福州港运销山东和东北；输人则有东北的大豆、江浙的棉花、绸布等。运销海外的商品中，以茶叶销路最广。
泉州作为地名，隋朝指闽北的福州，唐中叶随着对外到发中心港转移到闽南，泉州之名也从闽北带到闽南。泉州在宋元之际甚至一度取代广州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明初洪武三年在泉州设市舶司，却以“禁通番”为主旨，失去主动招徕贸易之职能；加之晋江流程短而不便，泉州的对外海港地位也随之大大削弱。
明代虽然泉州官营航海衰落，但民间商人走私贸易兴盛，港市的中心由后渚转向安海，并呈现出更加分散的状况3围头湾内诸港因私商航海兴盛而迅速崛起，以安海港最为突出。安海（即安平）港距郡治偏远，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便于私商与外商贸贩，于是与月港同为17世纪间商人“泛海通番”活动的中心基地与姊妹港。
明末清初，泉州安海港在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经营下，成为中国东南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港市，航海、商贸的发达，促进了安平镇的繁荣，“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清初，安海毁于战火和“迁界”。泉州的航道淤塞，港埭溃决，泊岸塌陷，码头圮废，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在沿海港口城市纷纷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泉州又未能赶上最先的步伐，它作为福建的一个区域中心的地位也最终失去了。
万历年间，月港由盛转衰。原因有三:一是税监的横征暴敛，使商船不肯进港；二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后，荷兰殖民者占澎湖，人厦门，犯圭屿，以致“洋贩不通，海运梗塞”。沿海居民望风而逃，月港海市更加萧条。三是因月港为内河港，港道曲折，港地水浅，不宜大船驻泊装卸，17世纪以后航海业不断进步，船舶也越造越大，也给月港的发展带来障碍。
清朝，月港从“小苏杭”一落为萧条的小港，而厦门却从明末清初的荒岛腾跃而成为闽南的港市中心。厦门港位于闽南九龙江人海处的海岛上，港区水深达20米，为天然良港。明洪武二十年（1387)，设中左千户所，漳州月港出海商舶由此挂帆开驾：“中左所，一名厦门……从前贾舶盘验于此，验毕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厦门港也日渐得到发展。
清朝收复厦门、金门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取消海禁并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不久又重申海禁,直到雍正五年（1727)再次解禁，复定厦门港为福建出洋正口，使厦门港成为福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以厦门为中心的沿海航运网主要有三条：
（1）由厦门向北航行，连接宁波、乍浦、上海、天津和锦州等沿海口岸，其商船称“北艚”。
（2）由厦门向南航行，连接潮州、汕头、广州等沿海口岸，其商船称“南艚”。
（3）由厦门渡过海峡至台湾的鹿耳门等地，其商船称“横洋船”。
以厦门为起点的远洋航运，当时也有三条：
（1）从厦门经七州洋、外罗山、玳瑁州、鸭州、昆仑山，入安南南部，由此分道，一路赴柬埔寨、暹罗，另一路经马来半岛等地，至柔佛国、噶喇巴和马辰等地。
（2）从厦门过澎湖列岛，南下吕宋岛，从吕宋分往利仔发、苏禄、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地。
（3）从厦门经普陀山放洋东航，往日本长崎等地。
厦门开埠以后，在贸易与移民两大因素的刺激下，国内贸易在总体趋势上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厦门城市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近代工业。海外移民对近代厦门的发展有更为重大的影响。他们为厦门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甚至连城市建设风格也深深地打上了海外移民的痕迹。厦门的崛起，使它在19世纪末成为和福州同等重要的东南沿海近代化的港口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