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铁矿石在自然界中虽分布极为广泛，却因铁的熔点高，冶炼技术复杂，人类发现和使用铁较晚;但由于铁器硬度强、钿性高，它的出现最终排斥了石器和青铜器，促进了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因而它标志着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 在目前已发掘的殷商、西周以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
铁矿石在自然界中虽分布极为广泛，却因铁的熔点高，冶炼技术复杂，人类发现和使用铁较晚;但由于铁器硬度强、钿性高，它的出现最终排斥了石器和青铜器，促进了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因而它标志着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
在目前已发掘的殷商、西周以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冶铁遗址或铁器实物。迄今可以确定为春秋末期出土的铁器仅有十余件，器类简单，形体薄小，当属铁器刚出现不久之物。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铸铁件是1964年在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1号墓出土的铁丸，经金相分析系白口铁铸成。最早的铁容器是1977年在湖南长沙窑岭15号楚墓出土的铁鼎，重3250克，年代为春秋、战国之交。所以，考古学界多认为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和使用铁器的地方。
战国中叶以后，铁器逐渐推广、普及开来，因而发现和开采的铁矿也愈来愈多。《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经》所载产铁之山三十七。《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贡镠、铁、银”，此梁州系指秦岭以南广大的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绝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品，种类斧、镑、凿、刀、锤、钻、犁、茜、耙、锄、戟、矛、鼎、盆、盘、甲冑、匕首、带钩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武器等。在齐都临淄、韩都新郑都发现过冶铁手工业作坊遗址。
秦统一中国后，执行冶铁官营的经济政策，但全国设置了多少铁冶，史无明文。 我们所知今四川邛崠山区，当时肯定是一处大铁冶，《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西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宣布盐铁官营政策，在全国置铁官49处。另有铁矿产地两处，共51处。这些铁官和铁矿产地的分布，以今日政区而言：山东12处，河南、江苏各7处，河北、陕西各6处，山西5处，四川3处，北京、辽宁、甘肃、安徽、湖南各1处。其中江苏7处、安徽1处全在长江以北。可见当时全国铁官和铁矿产地的地理分布，以北方占绝对优势；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仅有桂阳郡一处，显然是南方开发较晚、进入广泛使用铁器的时代较中原亦为晚之故。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二十多处西汉铁冶遗址，也全部在长江以北;其中在今河南 省者即有10处，其中以著名的巩义铁生沟、郑州古荥镇等处规模最大。考古证明 铁生沟冶铁遗址中所采用的铁矿石，采之于遗址附近的南、北两山上。
在已发现的西汉冶铁遗址中，有些与文献记载的铁官不相吻合。如新疆民丰、库车、洛浦发现的三处冶铁遗址，均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当时为了抗击匈奴、出兵 大宛，几十万大军需用铁制兵器来装备，这三处可能是战时临时设置的铁冶作坊。像北京市清河镇、内蒙古和林格尔两处西汉铁冶遗址，亦可作如是观。另外在四川西昌市南40公里黄联关区东坪村一带发现冶铸遗址，炼渣厚积，炉群列布，应属汉代郡国 铸钱工场。由此可以推断西汉时期的铁矿和铁官数，必然超过文献记载的数量。
东汉的铁官分布，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有34处，以今日政区而言，计有：山东5处，山西、江苏各4处，河南、河北、陕西各3处，北京、四川、辽宁、安徽、湖南各1处，以上27处与西汉同;另有新增铁官7处，计四川3处、云南2处、甘肃与河北各1处。与西汉相比，山东的铁官数由12处减到5处，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四省 的铁官也裁撤了一半，变动较大;而四川新设铁官3处，云南新设2处，反映了东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冶铁生产具有很大的发展。
汉末大乱，铁的生产遭受很大的破坏，曹操曾改铁制刑具为木制。曹操统一 北方后，始在河北开冶，设“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职，专门管理冶铁事业;其中韩暨大力发展水冶，“在职七年，器用充实”。曹魏立国后，又在白超垒、京兆、天水、南安等地发展铁冶。刘备据有益州，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越嶺郡的定笮、台登、卑水三县产铁，蜀汉设官管理后“器用周赡”。孙吴立国东南，铁冶以武昌较为发达，“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