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京师及其周围地区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使得京师成为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汇集之地，从而形成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首先，明初虽然驱逐了蒙元，南风北渐也使得南北风俗的差异逐渐减小，但京师的胡族遗风仍然明显可见。从明万历时人沈榜所作的《宛署杂记》卷17《民风二•方言》中，仍...
京师及其周围地区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使得京师成为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汇集之地，从而形成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首先，明初虽然驱逐了蒙元，南风北渐也使得南北风俗的差异逐渐减小，但京师的胡族遗风仍然明显可见。从明万历时人沈榜所作的《宛署杂记》卷17《民风二•方言》中，仍可看出京师方言之独特。这一点，随着定都北京，南方官吏、举子的纷纷北上，而愈来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由于南方人大批北上，他们与当地妇女广泛通婚和深人交往，对于“京师妇人”的性格特征，也有了深刻的印象。对此，王士性曾指出：“都人好游，妇女尤甚……又嗜辛辣肥酤，其气狂盛，多嗜斗狠，常以酒败，其天性然也。妇人善应对官府，男子则否，五城鞭喧闹，有原被干证，俱妇人而无一男子者，即有，妇人藏其夫男而身自当之。”这与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形象大不一样。其次，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集中了庞大的皇室宗族、官僚阶层及其家属，于是为这一大群统治集团服务的各种行业大为兴起，四方人口麇集于此。
在北京生活过多年的谢肇淛非常概括地指出：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北京人雇用的女仆，大多以“籍隶京兆各县，尤以三河居多”，北京市面上走街串巷、挑刹头担儿的，则都是宝坻县人。而作衙役、跟班的除了南方人后裔外，大多是保定、天津一带的人，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故俗谚有“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的说法。此外，北京老米碓房均由山东人开设，称为“山东百什房”;翎子铺悉为山西人所开;开茶叶店的都是安徽歙县人;梨园优童则大半来自苏州、扬州一带。职业与地域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奄竖”也就是太监。明清定都北京，京畿地区成为宦官辈出之地。其中以出自河间府为最多。明末炙手可热的权阉魏忠贤，就是河间肃宁县(今属河北)人。发展到清代，“阉宦类多河间人”，“河间太监”亦遂蜚声远近。除了“奄竖多于缙绅”之外，“妇女多于男子”也构成明代京师人群现象的一大景观。沈德符还指出:“缙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
此外，各级衙门中的“书办”多为绍兴人，更是京师当时重要的人群现象。《萧山来氏家谱•叔新兄传略》记载，万历年间，绍兴人大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掾房，为仓场、巡驿、尉簿之属，岁不啻千计”。所谓“幕宾”，也就是世人心目中的师爷;而掾房等则是衙门中的绍兴胥吏。中央各部胥吏中，绍兴人占了多数，北京形成了一个胥吏的中心。及至清代前期北京有不少“乡人聚落”，也就是绍兴人麇居的小社区，他们大多卜居于邻近于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以便其职业能代代相传。清光绪年间，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俗尚》中就曾指出：“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代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人为多。”
上述仅举其大要而已，由于四方人士、各色人等集居京城，他们都以各自的习俗进行生活和交往，同时也互相影响，遂使京城的人文景观呈现光怪陆离、色彩斑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