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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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概貌

2016-11-14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3860 次

摘要: 西晋以来,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日益扩大,官府所需各种商品一般均可自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大多不通过市场,加之民间工匠尚须应征为官府作坊服役,致社会商品生产亦蒙受影响。因之,商业活动范围渐呈紧缩之势。这种限制商业发展因素的影响,直至南北朝时,尚留有余绪。 既然一般...

西晋以来,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日益扩大,官府所需各种商品一般均可自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大多不通过市场,加之民间工匠尚须应征为官府作坊服役,致社会商品生产亦蒙受影响。因之,商业活动范围渐呈紧缩之势。这种限制商业发展因素的影响,直至南北朝时,尚留有余绪。

既然一般生产、生活所需的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受到约制,那么,商业势必另寻出路。为迎合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要求,转而大力经营珍奇的奢侈品,谋取厚利。故西晋商业呈畸形发展之势。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烽烟弥漫之中,但亦有少数割据政权取得一方的短暂安定,社会生产能逐渐恢复,因而商业活动也渐呈回苏。例如后赵石勒,以及前秦苻坚统治地区便是如此。不过这时北方的商业形势是随政局变化的,纵虽呈现复苏,但不旋踵又遭破坏。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商业才得到较为稳定的复兴局面。

孝文帝时商品流通领域也日渐扩大,不限于北方一隅,而且开展与南朝及边境少数民族互市,乃至国外贸易。我们从《洛阳伽兰记》所记洛阳诸市情况,即可窥知当时市场繁盛概貌。

北魏商业与西晋不同,除供统治阶级所需之奢侈品外,一般民用所需多由市场供应,而且是销售商品中的大宗。当时除洛阳外,邺城及长安的商业也颇繁荣,尤其邺城可与洛阳比美。

孝文帝为促进商业发展,曾于太和十九年铸“太和五铢钱”,令京师及各州镇通行。

北魏末年因政局不稳,致商业亦蒙受影响。在东、西魏及北齐、北周对峙之际,除了双方战斗地带,有些地方商业亦渐回苏。例如长安为西魏、北周所都,市场繁荣,成为西域商人荽萃之地。自取得南朝的成都、江陵两大都会后,北周商业与各地商旅往来更加频繁。

总的说,北朝商业发展是迟缓的,其间也虽有一度加快步伐的时候,如北魏孝文帝改制后,但由于西晋末以来破坏太甚,元气大伤,故基础还未巩固,直到北周统一北方后,形势方渐扭转。

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得以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获得进一步开发,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闽江流域及岭南地带,也在不断开发中。所以总的看,南方工农业生产形势较北方好,加之南方水运便利,从交通上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手段,致南方商业也较北方繁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商业是在一帆风顺的发展中,其间也经历过一些战争破坏,如侯景之乱。特别是因土地兼并而形成大土地所有制那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对商业发展尤为不利。

尽管这段时期内在社会经济内部或外部有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总的说,南方商业确比北方发展迅速。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南方商业都会分布的演进。此时广大南方地域,大体上可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地带。第一是三吴地带。建康(今南京)是这一地带的主体都会,其次是京口(今镇江),还有丹阳和以“海内剧邑”见称的山阴(今绍兴),以及吴(今苏州)。此外,尚有新兴起的吴兴、临海、东阳、新安、永嘉等商业较繁盛的城市。这个地带是以南朝国都建康为首,所构成的长江下游及钱塘江下游的南方经济中心区。这里城市分布密度较大,表明其时这一地带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第二为荆州,江陵是这个地带的主体都会,夏口(今汉口)、湓口(今九江)也正在兴起中。第三为北境地带,寿春是“淮南一都之会”,襄阳是地处汉水中游的商业重镇。这两城是南朝北境的大商埠,也是南北朝互市的据点。第四为巴蜀地带,成都是这带的中心都会。第五为岭南地带,番禺为此带中心都会,也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城市,这带还有交州州治之尤编以及日南郡治之西捲,都是外贸港口城市。此外,福建之泉州亦在兴起中。

从这五个地带商业城市分布概况,当可看出此时城市商业的发展情况。其中有的城市是前代已有基础的商业都会,而又呈现新的发展势头,有的则是此时新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三吴地带新兴商业城市较多。商业都会增多,分布领域的扩展以及分布密度的提高,正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了商品经济基地的发展势头。其次,我们再就城市内部市场的发展情况作番考察。以建康为例,除城中孙吴旧有三市外,又新增了斗场市及秦淮河两岸不少的市。市场增多,即足以概见城市商业之繁荣。不仅城市市场增多,南朝有些城郊于交通要冲处,还兴起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称之为“草市”,例如建康和寿春的城郊都有草市。有的草市,还逐渐发展成为市镇。草市的兴起,表明其时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经济正渐向纵深渗透,更为这些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就南方城市经济的繁荣情况,即可看出其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确是北方所不及的。事实表明,全国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南移中。

东晋及南朝对外贸易也较发达。因西陆路为北朝所阻塞,致对外贸易全赖东南海道。因此,广州、交州的地位日趋重要,以后泉州也渐纳入外贸行列,因海上贸易发展,海港城市也日渐繁荣。当时不仅各国商船聚集交广,中国商船亦由此远航海外,五世纪时,即有中国商船驶入波斯湾。与南朝通商的国家,有大秦、波斯、狮子、天竺等国。海南诸国,如扶南、呵罗单等,商贸往来亦多。与东北之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等国,都有贸易关系。东晋南朝虽商业有较显著之发展,但货币制度颇为紊乱,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以上所述,便是两晋及南北朝的商业发展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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