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晋以来，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日益扩大，官府所需各种商品一般均可自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大多不通过市场，加之民间工匠尚须应征为官府作坊服役，致社会商品生产亦蒙受影响。因之，商业活动范围渐呈紧缩之势。这种限制商业发展因素的影响，直至南北朝时，尚留有余绪。 既然一般...
西晋以来，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日益扩大，官府所需各种商品一般均可自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大多不通过市场，加之民间工匠尚须应征为官府作坊服役，致社会商品生产亦蒙受影响。因之，商业活动范围渐呈紧缩之势。这种限制商业发展因素的影响，直至南北朝时，尚留有余绪。
既然一般生产、生活所需的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受到约制，那么，商业势必另寻出路。为迎合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要求，转而大力经营珍奇的奢侈品，谋取厚利。故西晋商业呈畸形发展之势。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烽烟弥漫之中，但亦有少数割据政权取得一方的短暂安定，社会生产能逐渐恢复，因而商业活动也渐呈回苏。例如后赵石勒，以及前秦苻坚统治地区便是如此。不过这时北方的商业形势是随政局变化的，纵虽呈现复苏，但不旋踵又遭破坏。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商业才得到较为稳定的复兴局面。
孝文帝时商品流通领域也日渐扩大，不限于北方一隅，而且开展与南朝及边境少数民族互市，乃至国外贸易。我们从《洛阳伽兰记》所记洛阳诸市情况，即可窥知当时市场繁盛概貌。
北魏商业与西晋不同，除供统治阶级所需之奢侈品外，一般民用所需多由市场供应，而且是销售商品中的大宗。当时除洛阳外，邺城及长安的商业也颇繁荣，尤其邺城可与洛阳比美。
孝文帝为促进商业发展，曾于太和十九年铸“太和五铢钱”，令京师及各州镇通行。
北魏末年因政局不稳，致商业亦蒙受影响。在东、西魏及北齐、北周对峙之际，除了双方战斗地带，有些地方商业亦渐回苏。例如长安为西魏、北周所都，市场繁荣，成为西域商人荽萃之地。自取得南朝的成都、江陵两大都会后，北周商业与各地商旅往来更加频繁。
总的说，北朝商业发展是迟缓的，其间也虽有一度加快步伐的时候，如北魏孝文帝改制后，但由于西晋末以来破坏太甚，元气大伤，故基础还未巩固，直到北周统一北方后，形势方渐扭转。
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得以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获得进一步开发，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闽江流域及岭南地带，也在不断开发中。所以总的看，南方工农业生产形势较北方好，加之南方水运便利，从交通上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手段，致南方商业也较北方繁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商业是在一帆风顺的发展中，其间也经历过一些战争破坏，如侯景之乱。特别是因土地兼并而形成大土地所有制那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对商业发展尤为不利。
尽管这段时期内在社会经济内部或外部有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总的说，南方商业确比北方发展迅速。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南方商业都会分布的演进。此时广大南方地域，大体上可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地带。第一是三吴地带。建康（今南京）是这一地带的主体都会，其次是京口(今镇江)，还有丹阳和以“海内剧邑”见称的山阴（今绍兴)，以及吴（今苏州）。此外，尚有新兴起的吴兴、临海、东阳、新安、永嘉等商业较繁盛的城市。这个地带是以南朝国都建康为首，所构成的长江下游及钱塘江下游的南方经济中心区。这里城市分布密度较大，表明其时这一地带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第二为荆州，江陵是这个地带的主体都会，夏口(今汉口）、湓口（今九江）也正在兴起中。第三为北境地带，寿春是“淮南一都之会”，襄阳是地处汉水中游的商业重镇。这两城是南朝北境的大商埠，也是南北朝互市的据点。第四为巴蜀地带，成都是这带的中心都会。第五为岭南地带，番禺为此带中心都会，也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城市，这带还有交州州治之尤编以及日南郡治之西捲，都是外贸港口城市。此外，福建之泉州亦在兴起中。
从这五个地带商业城市分布概况，当可看出此时城市商业的发展情况。其中有的城市是前代已有基础的商业都会，而又呈现新的发展势头，有的则是此时新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三吴地带新兴商业城市较多。商业都会增多，分布领域的扩展以及分布密度的提高，正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了商品经济基地的发展势头。其次，我们再就城市内部市场的发展情况作番考察。以建康为例，除城中孙吴旧有三市外，又新增了斗场市及秦淮河两岸不少的市。市场增多，即足以概见城市商业之繁荣。不仅城市市场增多，南朝有些城郊于交通要冲处，还兴起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称之为“草市”，例如建康和寿春的城郊都有草市。有的草市，还逐渐发展成为市镇。草市的兴起，表明其时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经济正渐向纵深渗透，更为这些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就南方城市经济的繁荣情况，即可看出其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确是北方所不及的。事实表明，全国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南移中。
东晋及南朝对外贸易也较发达。因西陆路为北朝所阻塞，致对外贸易全赖东南海道。因此，广州、交州的地位日趋重要，以后泉州也渐纳入外贸行列，因海上贸易发展，海港城市也日渐繁荣。当时不仅各国商船聚集交广，中国商船亦由此远航海外，五世纪时，即有中国商船驶入波斯湾。与南朝通商的国家，有大秦、波斯、狮子、天竺等国。海南诸国，如扶南、呵罗单等，商贸往来亦多。与东北之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等国，都有贸易关系。东晋南朝虽商业有较显著之发展，但货币制度颇为紊乱，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以上所述，便是两晋及南北朝的商业发展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