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到了元代，县的分等原则发生较大变化。元代初年仅仅进行了省并州县的工作，尚未对政区实行分等。到至元三年(1266年)才规定长江以北州县，6000户以上为上县，2000户以上为中县，不及2000户者为下县。于是前代赤、畿、望、紧的名目一概废去，恢复纯以户口多寡为定...
到了元代，县的分等原则发生较大变化。元代初年仅仅进行了省并州县的工作，尚未对政区实行分等。到至元三年(1266年)才规定长江以北州县，6000户以上为上县，2000户以上为中县，不及2000户者为下县。于是前代赤、畿、望、紧的名目一概废去，恢复纯以户口多寡为定的原则，而且又仅分上、中、下三等，回到北朝初期的模样。当时，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尚在南宋王朝统治之下，十几年后，南宋灭亡，于是同样又将江淮以南诸县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分等标准另外制定，以3万户以上为上县，1万户以上为中县，1万户以下为下县。这样一来，南北等第相同的县，户口之差竟达五倍之巨，其时南方经济的发达，户口的殷实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南北户口差距太大，元代的分等办法显然不很完善。
明代以后，一改按户口分等的办法，而以缴纳钱粮的数额来分等。据《明史》，明初吴元年定县三等:粮10万石以下为上县，6万石以下为中县，3万石以下为下县。本来县有差等，官有品级，上、中、下三等县的知县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和从七品。后来全部改为正七品，后人墟称知县为七品芝麻官就是这个道理。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定九品中正制，就分县令长为三级，分别为六品、七品和八品。到明代才统一为七品，其间相隔已有千年。自秦汉分大小县，县令长地位与县的等第一直存在对应关系，至此时两者才完全脱钩。
明代除了简单的上中下三等分法，还开始出现以繁简之例为府州县分等，这一新分等法从出现端悦到逐渐成形以至全面采用，贯穿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个半世纪之久。《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条已经有“繁简之例”出现。所谓“事繁”的行政区划：田粮十五万石以上的府，七万石以上的州，三万石以上的县，以及王府与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的所在地，马队的驻屯所，驿道的枢纽，边境的要冲，首都的官署等。“事简”的行政区划：田粮十五万石以下的府，七万石以下的州，三万石以下的县以及偏僻的地方。这种繁简的分法是比较简单的，只能表示行政事务的繁多与简易而已。到嘉靖末年，随着对地方官员管理的深人，繁简二字已不足以表示郡情、县情的各方面差异，于是分等的标准渐渐复杂化起来。
繁简二字的复杂化,首先出现在嘉靖四十年浙江布政使胡松刊补的《广舆图》中，图上所标明的繁有上、中（冲）、下，简也有上、中、下各三等，但没有繁简的具体说明。隆庆元年，吏部按皇帝命令，“将天下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细加重访，逐一品第”，而后按品第的结果重划三等府州县，“大率以边方残破、远方困惫、盗贼猖獗、灾殄频仍、冲繁难支、刁疲难治为上（等），稍易者为中（等），易者为下(等)”。后来成为清代分等标准的“冲”、“繁”、“疲”、“难”四字考语,在这段话里均已出现，只是尚未规范化。同时又规定从此往后，每十年重定一次等第。这说明明代的政区分等虽然表面上是简单的三等，但分等的依据已经大大复杂化，不再是纯粹以钱粮为据，而有“大小繁简冲僻难易”等内容的差异。大小是指政区的幅员，繁简是有关行政事务，冲僻是地理位置标志，难易则关系到民情风俗。这一分等标准到清代有了更为定性的发展，终于演变成冲繁疲难四字的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