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的起源

郡的起源十分模糊。春秋时有关郡的文献记载只有两条。一是《晋语》所载，晋献公死后，逃亡在外的晋公子夷吾对秦国公子絷说:“君苟辅我，蔑天命矣。亡人苟人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似乎当时秦国已有郡县制。但此条记载颇有可疑处，郡县相连，先郡后县的说法要到战国时期，以郡统县的制度实行以后才能有，所以有学者以为“君实有郡县”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制度趁笔书人的话，此说颇有道理。

春秋末期，同是晋国人提到郡与县时，还是分别开来的，说明其时之郡与县尚无任何联系。这就是下列第二条有关郡的史料:《左传》载，晋国执政大夫赵简子在讨伐范氏与中行氏前，为鼓励将士用命，答应“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说明晋国其时之地方行政单位已是有县有郡。但郡的详情如何，却是不得而知。根据赵简子的誓词,过去有人以为春秋时是县大于郡，实行以县统郡之制。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却说郡县之别是:在腹里繁华之地称为县，在边鄙之地称为郡，并非两者间有统属关系。姚鼐亦认为:“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恶异等，而非相统属也。”。但应该指出的是，郡在初也是邑的一种形式，郡字从邑君声，也从侧面说明这一点(童书业认为郡可能是边聚或较小之地)。同时，赵简子所谓的受县受郡，指的并不是以县或以郡作为食邑，而是受一县或一郡之禄。士田十万也是受十万田之禄的意思。

春秋末期，晋国的县已经很普遍，郡的设立当在外围边境地区。再者，县与郡之分起先也不一定十分清楚。后世称郡之长官为郡守，而守之为官之责任，春秋时已有。《左传•文公十三年》载:“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而且守好像早已成为官称，僖公二十五年，“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即向勃鞮询问何人担任原守合适。此可谓郡守之先声，虽然后来原称为县，桃林之塞亦未成郡，但源头却在此。后世是郡之长官为守，县之长官为令，而此时原之长官为守，似乎说明此时之原是县是郡还不明朗。有人又推测郡之长官既为守，则郡最先可能设在戎狄之区，以为羁縻措施:仍以其部落酋长统治，而以军队镇守之。行政上暂归邻近的县所辖，待统治加强后，再以郡守取代戎狄君长治理政务,成为正式地方行政机构。但此说至今尚无实据以资证明，只能阙以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