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京畿区域规划结构

1.唐代京畿区域规划结构，也和前代京畿区域一样，按上述规划体制，由以长安为首之城市群体组织为主，辅以洛阳为首之城市群体组织，形成庞大的城市网络，充作全区域的规划结构骨干，各自分层次组合各级城市与聚邑的周围地域结集而为一个有机整体。

这里所谓的层次，系指城市网络的组织层次。如就城市论，是指州城和县城，或与之相当等级的经济都会而言的。据行政建制，州、县城是一州或一县的政治中心所在。这类城市一般又具备与其政治职能相适应的经济职能，唐制以量户口定州县等级，即意味着视其经济繁荣程度而定，实质上也体现了这类城市的经济职能。因此，州县城也每每是一州的地区经济都会，或者一县领域的地方经济据点。历来地方行政治所基本上都设在交通方便，工商业繁荣，人口亦较集中的地点。这类地点恰恰是这一特定地域内的经济活动据点。唐代州县治所的选址，也不例外，我们从《唐会要》所载设县治于较具规模草市的例子，便可得到证实。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层次”，实寓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含义。换句话说，按照这种层次所构成的区域城市网络，基本上应是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职能的。

唐代地方行政建制，分道、州（郡、府）、县三级。长安为唐代京师，又是京畿道的治所。就政治职能而言，长安当为全道的群城之首。而长安又是全国大商业都会，关中经济区所依托的经济活动组织核心。所以无论从政治或经济的职能来分析，长安应居京畿道的中心城地位，当是无庸置疑的。洛阳之于都畿道，也是如此。

如以京畿道为例，它的城市网络组织当系以长安为首，统领境内各州（郡）城及与之相当的经济都会，形成全道城市网络之第一个层次；而各州城又领所辖之县城及相当之经济都会，构成地区性城市群，以为全道城市网络之第二个层次；县城则领境内聚邑组成城市群的基层组织，或网络的第三个层次。整个京畿道的城市网络系统就是按照这样分层次的程序，凭借驿道及河道的联系组合而成的。

这个城市网络系统，虽然是按行政建制而建立的政治据点网络系统，但亦具有经济意义。

图5-5唐京畿区域城市网络组织结构模式示意图

2.京畿区域既是京畿与都畿两道结合而成，那么，全区域性的城市群体组织，或城市网络系统，当是以长安为首的城市群为主导，辅以洛阳为首的城市群相结合的产物。据京畿区域建制体制而言，长安应是全区域的中心城，洛阳是全区域的辅助中心城，各州（郡、府）城便是地区性中心城，或区域次中心城，而县城则为地方性据点，聚邑只不过基层据点而已。

如果就区域经济据点网络组织论，由于封建城市的双重职能，故这些中心城、次中心城、地方性据点的经济职能亦基本上与政治职能相适应。不过经济上的城市分工，并不受行政建制，或者说它们的政治职能所约束。因为这种分工是城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终究不同于行政建制的纵向结合，而是随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演变在不断调整的。所以在按行政建制的城市群体组织中，各级城市之经济职能上的分工应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的，当视其时实际经济作用而定。有时甚至非州县也可承担同样的经济职能，这点在唐代“市”的建制上便有所反映。按唐初定制，非有居民三千户以上的地方不得置市官，也就是不得设置官府允许的正规“市”。这类地方实际上都是中等县以上的州县治所的城市。可是宣宗大中五年颁布的“州县职员令”却作了修订，“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这里所谓“要路”系指交通要冲处，并非州县治所所在。这种地方因交通便利，交易频繁，人口也较集中，业已成为一定地域的经济活动据点。在经济上亦可起到相当州县城的经济职能，而不为行政建制所制约。例如代宗大历七年置永济县治的张桥行市，原即属此类。由此可见，在城市网络组织中，也出现有不属州县城建制的大小经济活动据点的。

3.分析上述规划体制，我们还可进一步发现，京畿与都畿两道城市网络组织中，尚有核心与外围之别，亦即主辅之别。都城所在府境，在体制上属于都城的近卫区，当为城市网络组织之核心，或者说主体；而环府以为近卫区之辅的诸州，则可视为环卫区。以京畿道之城市网络组织为例，京兆府境之城市组合，当是这个城市网络的主体，其所依托之领域便是长安城市之近卫区；而华、同、邠、岐、商、金诸州之城市组合，则属环卫区之列。

考察这个分区结构，我们还可清晰地看到，近卫区——京兆府的城市分布密度高，环卫区之各州的城市分布密度则较低。显然与京师城市的繁荣是分不开的，它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区域的大商业都会。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口大量集中，故带动了周围地域走上共同昌盛的道路。经济发展，势必加速地域的城市化进程，致城市分布密度高，人口的分布密度也高。唐京兆府辖二十三县，规模颇大。城市的分布仍承秦汉传统，以渭河为主轴，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沿渭布列，且以渭北较密集，渭南因终南山影响，仅长安附近分布有几座县城，如鄠县、蓝田、新丰等。由于关中地区自西汉末以来，经历了几番大动乱，加之社会发展形势的演变，故城市兴废变化亦多，分布格局也有所调整。倘若我们以前章论述的西汉三辅区域规划与唐代京畿道的布局，便可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环卫区的诸州，则以同、华、岐三州的城市及人口的分布密度稍高。前两州邻近都畿道，而岐州则处于联接巴蜀经济区的走廊地带。这三州因居交通冲要，地方经济亦较繁荣。我们从前列京畿区域户口一览表中所列的这三州户口数，便可作为佐证，倘就这三州地理位置来分析，更可进一步窥测唐时关中地区在经济上与关东地区及巴蜀地区的密切相联的关系。

环卫区的六州不仅起到拱卫京兆府的作用，而且还为发展京兆府经济提供了原料、劳力和市场。各州的城市在京畿区域城市群体组织中，都承担了发展区域经济的各自分工的使命。《通典》及《元和郡县图志》均载有各州的贡赋，透过这些记载，亦可推知各州的经济特征和其城市所应承担的分工梗概。

都畿道的分区规划结构与京畿道相同。河南府为陪都洛阳之近卫区，环府境之怀、陕、郑、汝四州则属环卫区。都畿道的城市和人口之分布密度均高于京畿道，尤其是洛阳以东一带，即洛阳至郑州之间的河南府境内，更为密集，表明这带适处于大运河航线上，故商品经济颇为繁荣。环卫区的四州中，郑州与陕州的城市分布密度较高，显然与当漕运要道有关。我们从都畿道各府州贡赋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地区手工业很发达，尤以纺织业为最，丝织品产量大，品种多，布的产量亦可观。陶瓷业的白瓷器，开元年间亦已列为贡品。都畿道农业生产发展也较显，粮食产量比京畿道高，天宝年间河南道的储粮数量就成倍地高于关内道。由于都畿道的地区经济颇繁荣，故此地区的商业都会较京畿道多。

4.关于京畿道规划结构总的基本概况，已如上列各条所述，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有关区域中心城——长安的布署问题。这里所说的“布署”，并非指长安城廓内部的规划，而是拟就长安城在京畿区域总体规划中的布署格局问题作番初步探讨。据渭水，东临浐灞，西枕龙首原”。这段叙述虽系说明唐长安城址的相对地理位置，但也明显指出此城也和汉长安一样，是以北临渭水的龙首原为基地制高点而建置的。所不同的是，汉城据龙首原北麓，向北展开，直抵渭濒；而唐城则据原之南麓，向南展开，迳达曲江。这便是两城定位及确立发展方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实反映了两城建置时代背景，以及建城具体条件和要求的差别。

由于利用秦咸阳幸存的一些建设基础，以求事半功倍之效；加之又为巩固中央集权政体，积极推行强干弱枝政策，迁昔日六国豪强富室充实渭北陵邑，致在总体布署格局上，使长安城市经济活动区渡渭向北发展，与诸陵邑及重点县联为一体。而城市的政治活动区则向南延伸，与渭南延绵数百里之三十六区禁苑的离宫别馆相结合。这些都是沿渭并陈，故渭河实已成为这种规划格局之主轴线。通过以渭河为主干之关中水道网及以长安为中心之庞大道路系统的联系，置整个三辅区域于长安掌握之中，从而突出了长安城作为三辅区域中心城的主导地位。

隋唐长安城的建置，虽时代背景不同，建都的具体条件和要求也不一样，但汉人建都的历史经验，对他们是颇具影响的。这种影响在京畿区域总体规划布署长安城市的规划格局中，反映尤为明显。倘若我们以汉唐两代长安城市在各自京畿区域中的布署格局作番比较，便可发现两者之间的规划意匠是具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关系的。

唐城南对南山，北临渭水。城市本体采取宫北市南的布局，且宫北尚有禁苑直抵渭滨。京兆府规模较大的重要城市多在渭北，唐王朝帝陵也都在渭北。渭北城市数量多，人口也较密集，交换活动亦频繁，故长安城市的地区性经济活动当呈向渭北发展之势。其次，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已渐南移，跨浐灞向东延伸，以求加强与东南的经济联系，更是唐长安城市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渡渭而北与越浐灞而东，便成了拓展唐长安城市经济的两条主要途径。长安附近渭南地带，毗连终南山，城市较少，且规模偏小，聚集的人口亦有限，表明经济不及渭北繁荣。隋代在渭南地带建置的离宫多为唐人继承，如著名的九成宫即隋之仁寿宫。唐人亦陆续在渭南经营离宫别馆，譬如长安县太和谷之太和宫以及万年县浐水滨之南、北望春宫等，其中尤以昭应县鲡山下之华清宫，更是渭南驰名胜地。这些离宫别馆既是帝王游息场所，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场所。尽管唐人未曾像汉人那样，在渭南经营规模宏阔的庞大上林苑，但长安城中的政治活动呈向渭南地带离宫别苑展延的形势是极其明显的。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便是确立唐长安城市在京畿区域总体规划中布署格局的一些条件。

唐城是按传统的集中型结构模式而规划的。由于考虑充分利用龙首原的高亢地形，将宫城置于城北，而且为加强宫廷防御，又置禁苑于宫北，直达渭滨，将渭水亦纳入宫城防护体系。禁苑规模有限，从城市总体看，实不过宫廷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禁苑既供游乐，更重在拱卫宫城，其规划意图颇似曹魏邺城之铜爵园。唐代几次重大宫廷政变，都与禁苑有关，可为明证。

考察唐城总体布局，苑在宫城之北，而外廓则绕宫城之东、西、南三面，呈半环抱之势，致宫实处于全城中央。市则分据廓城东西两侧偏北处且毗邻宫禁，既靠近城门，又有渠道与外联通。

唐城位于浐、灞与渭交汇处，西有沱河，其间渠道纵横，不仅水源丰富，航运尤便，加之驿道四达，水陆交通条件至为优越。城之东西两市与渭北诸城市可凭借水陆交通网络的联系，使以长安城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得以向渭北延伸，凝为一体。其与关东乃至江南的经济联系，则循渭入河，与大运河衔接，并辅以驿道交通，不仅商旅便利，更可货畅其流。特别是漕渠的开通，吴楚船只可直抵长安之广运潭，更有助于长安城市经济越浐灞向东延伸之发展趋势。

禁苑虽在宫北，而廓城东南隅有曲江及芙蓉园。园本隋之离宫，唐为南苑，乃帝城胜景。从规划意匠上看，这正是唐城联系渭南各风景点之离宫别馆的理想桥梁，也可以视为长安宫城政治活动延伸线的联接点。开元中曾疏浚曲江池，整治内苑，并筑夹城沟通兴庆宫，便是这种规划意匠的佐证。

虽然，唐长安城本体规划结构模式与汉长安城不同，但综观上述，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唐城在京畿区域总体规划中的布署格局，与汉城之在三辅区域颇多相似之处，其间的传统继承关系是至为明确的。汉城经济活动向渭北延伸，政治活动向渭南展拓，从而使长安城与广大三辅区域紧密相联。汉城本体亦适应此形势要求，采取宫南市北的布局。唐城规划形制固有不同，而在区域总体布署格局上却如出一辙，也是城之政治经济活动呈向南向北展延之势，以发挥其区域中心城的职能。所不同的是唐城的经济活动除向渭北展拓外，更突出向东延伸。这正是时代变迁，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反映，同时也体现了唐建洛阳为陪都和两都通圻之制的京畿区域规划对区域中心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