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设南书房的原因

2016-12-12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581 次

摘要: 一、南书房的设置 二、南书房的活动 三、通过南书房探求治道 南书房在紫禁城乾清宫南庑(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的最西端,亦称南斋,是康熙至光绪间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康熙帝通过设置南书房,学诗习书、钻研文史、研修经典并探求治国方略,是一位酷爱学....

南书房在紫禁城乾清宫南庑(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的最西端,亦称南斋,是康熙至光绪间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康熙帝通过设置南书房,学诗习书、钻研文史、研修经典并探求治国方略,是一位酷爱学习的皇帝。

一、南书房的设置

康熙帝自幼勤奋好学,亲政后更是迫切希望学习掌握儒家学说以及治国经验。康熙十年(1671),他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员。十二年二月,康熙帝又改隔日进讲为每日进讲,以满足他的求知欲。

在经史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产生了身边应常有内廷翰林侍值的想法,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内阁大学士、学士随后奏称:皇上勤书写,甚盛事,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康熙帝表示同意。

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清宫档案《南书房记注》从这一天开始记载,标志着南书房作为一个内廷机构的正式设立。南书房侍从过着天子侍臣的生活,张英、高士奇二人并赐府第于瀛台之西的西安门内,此前清朝文学儒臣无居住皇城内之例。

凡被召入南书房,时称“入直南书房”,或称“入侍内廷”。其入值者,不论官职崇卑,概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供奉”、“内廷供奉”。南书房翰林一般保持两名左右,康熙帝经常召见的除了张英、高士奇,还有杜讷。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又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祯入侍内廷,并赐御笔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诗各一幅。又谕:“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上述六人是南书房设立初期的主要入值人员。

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均是文学儒臣,以翰詹官员为主。据已知的34名康熙朝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中,原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及詹事府官职者有23人。南书房翰林通常在南书房候召,奉旨侍从的地点有懋勤殿、养心殿、乾清宫、瀛台便殿、东便殿等处,有时随驾巡幸。皇帝偶尔也会来南书房,入值者在屋外候旨入内。

二、南书房的活动

南书房设立当天,康熙帝召见张英、高士奇至懋勤殿,开宗明义地对二人说:“朕于《书经》(即《尚书》)、《四书》讲读已久,常于宫中复诵,大义皆能晓畅。但圣贤义理无穷,今更欲细加讨论。”他亲自讲解一段《大学》后,又召张英,指出《资治通鉴》他已经看过,但该书没有记载上古史事,于是一起阅读并讨论《通鉴前编》中自《伏羲帝纪》至《黄帝纪》共33条。复召高士奇讨论唐诗,康熙帝对高说:“杜诗对仗精严,李诗风致流丽,诚为唐诗绝调。”

次日,康熙帝召张英至懋勤殿,复诵了他昨日所讲的《大学》六章,又继续讲解“修身”一章。又召高士奇,皇帝正临摹草书,士奇在旁观看,奏称:“皇上运笔圆劲纵横,深得古人之意。” 康熙帝说:“朕朝夕临摹,常恐未合古法耳。”复召张英与阅《通鉴前编·黄帝纪》三条。时懋勤殿有古干梅花,发红、白二种,张英、高士奇各赋七言律诗一章进呈。

这两天的谈经论史、研习诗词,实际上就是南书房基本活动的一个缩影。讨论经史的方法是先由皇帝亲自讲说儒学著作,次日皇帝复诵前一天内容,开讲新的部分,并阅读史书。配合讲经读史,有诗词欣赏与创作以及书法练习。

《南书房记注》记载了康熙君臣南书房读书活动的内容。康熙帝先是学习《大学》、《中庸》,《中庸》诵毕,讲诵《书经》。此后开始讲诵《易经》,同时温诵《书经》。后来又阅读古文。史书方面,先阅读《通鉴纲目》、《通鉴前编》,又改读《明实录》。

作诗及品评诗赋,亦是康熙帝的一大爱好,他个人作品甚多,诗赋唱和是南书房翰林们的经常课题,因擅长诗赋而应选者也颇不乏人。或是皇帝几暇之作,要词臣们颂扬唱和,或因有事,或因节日,皇帝要他们作诗应制以言盛记胜,或皇帝披阅古人诗赋,与他们讲论心得。

康熙君臣研习书法也较频繁。康熙帝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他退朝之后,常召南书房翰林或精于书画的朝臣陪侍,以便研讨观摩。由于康熙帝喜好书法,以善书而进入南书房者除高士奇外,还有沈荃、沈宗敬父子。沈荃久值南书房,康熙帝多次召入内殿,讨论古今书法,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常让其书写。

三、通过南书房探求治道

康熙帝与南书房翰林讲解经史,除了加深学术修养外,重要的目的在于探讨治道。

康熙帝研学儒家经典,重在探讨帝王之术。他在背诵完《大学》“平天下”之后说:《大学》一书,言明德新民,诚修己治人之要道。张英回答,内圣外王不出于此书。当《书经》讲毕,张英对康熙帝说:“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这说出了问题的实质,皇帝掌握了儒家经典特别是治国理论,代表了道统,从而也就具备治统,具有了文化与政治的合法性。

康熙帝通过阅读史书总结治国经验。他评价《资治通鉴》,称: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他评论汉朝对待功臣的政策,说:“汉高帝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亦时势不同也。”他讲解《资治通鉴》中汉代七国之乱的记载,认为当时晁错的看法审时度势,“七论本确,后世不得而议之也。”康熙帝对三藩问题的处理,与汉朝采取的削藩措施较为类似,可以说,他从历史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读《明实录》后,对明代政治多有议论,以总结历史经验,于是,君臣的讨论成就了此后的治国方略。他曾说:“朕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极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俗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张英对答:“圣论深当治体。明仁宗、宣宗处太祖、成祖之后,当日洪武、永乐间法度往往伤于严切,故仁宗、宣宗以宽济之。从来宽严相济,乃致治之要道也。”康熙帝为使清朝统治长治久安,以明朝历史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强调“宽而有制”,张英则总结应“宽严相济”。康熙帝治国的确尚宽,后来雍正尚严,乾隆则宽严相济,宝贵的历史经验得到传承。

康熙帝作为满洲贵族的政治代表,接受汉族文化,赏识儒家学说。他通过设立南书房学习文史,探求治国方略,为建立稳定的清朝统治进行文化上、政治上的准备,从而为形成其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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