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考据学 相关链接 历史考据学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
历史考据学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考据学的主要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疏证
疏证是考据学对儒家经典注释的传统方法，清代汉学家注经则基于对古制、古义的考订和遗文、佚注的搜补。史学家继承前代注史的传统，又参用此类方法疏证史籍，出现了不少名著。吴派创始人惠栋仿裴松之《三国志注》，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搜补三国至南朝诸家所著后汉史书，分卷辑注，以求详备。沈钦韩著《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旨在考订名物，正误补遗。又著《汉书疏正》三十六卷，纠补唐颜师古旧注；《三国志补注》十六卷，训诂名物，考释地理。杭世骏（1965-1772年）亦著《三国志补注》，赵一清又有《三国志注补》，前者在于补遗，后者重在考证。钱大昭有《两汉书辨疑》，又有《三国志辨疑》，均为考订驳辩之作。厉鹗著《辽史拾遗》，实为诸书有关辽代记载的辑录。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则以本书互证前后之歧误。历代“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山海经》等书，也多有疏证之作。大抵这一时期，依旧史成新作，名为注疏，实为补遗和考据。著述繁多，不需备举。
考异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别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订诸书记事之异同，以为编著《通鉴》之依据。乾嘉学者则依汉学家治经之例，考订旧史记事之同异，独立成篇，汇为巨著。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对《史记》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旧五代史》），依卷次记事，详加考订，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译语等广泛内容。曾从惠栋问学的江苏嘉定人王鸣盛（1772-1797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宋人所称十七史（《史记》至《五代史》），分别考校疏解。赵翼（1727-1814年）著《廾二史札记》（《史记》至《明史》），于考订史籍之外，义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评。三书并驾于一时，体例互有同异，但都被视为乾嘉历史考据学的著作典型，影响了一代学风。
校勘
汉学家治经，校勘经文，极为精密。广泛利用历代不同版本、诸书引文以至石刻经文，考订古音古义，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趋完善，校勘之学蔚为专门的学问。前述“正史”的疏证及钱、赵、王三家之书，包含着以校勘学的方法校订“正史”文字的讹误脱衍，做出有益的贡献。此外，如《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时期经过学者们的校订，使异文驳杂的古籍足资利用，成绩是显著的。
辑佚
辑佚的方法也由经学移用于史学。宋以后失传的古史《世本》、《竹书纪年》，有多家辑录考证。失传的几家《后汉书》、《晋书》、《晋阳秋》等，也自群书辑录佚文，得见一斑。编纂《四库全书》时，辑佚之法，更施用于《永乐大典》，自《大典》辑出宋元史籍、文献多种，为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
自《史记》创制志、表体例，历代修史，或因或革，间有缺略。关于志、表体之意义，评论也有所不同。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学者致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绩一为旧史志、表之考证，一为缺略志、表之纂补。两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经籍志》）成绩最为显著，从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钱大昕研治天文历法，曾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又为《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订蒙古族系，是独辟新境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