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卷96《司马睿传》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据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研究，魏晋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卷96《司马睿传》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据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研究，魏晋以还，中原人常常咒骂南方人为“貉子”或“貉奴”。
出于自卑的心理，吴地人士企慕中原，仿效北方的洛下风习。永嘉之乱以后，晋室东渡，“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士族南迁的侨民与江南的土著之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的通婚，甚至被视作无异于乱伦。
东晋葛洪曾指出江南人慕效洛阳的书法、语言、哀哭和居丧，如“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
根据陈寅恪等人的研究，江南士族普遍学习洛阳话。当时,洛阳玄风传播到江南，清谈要说标准的洛阳话，洛阳话成为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与此同时，南朝士大夫鄙夷江淮以北之人，称之为“伧楚”。慧琳《一切经音义》卷65引《晋阳秋》曰：“吴人谓中国人为伧人，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根据余嘉锡的解释，“伧”是对“鄙野不文之人”的指称，原来并无地域之分，“自三国鼎峙，南北相轻，吴人自负其山川之美，物产之丰，起居被服，自命风流”。
晋室南渡以后，吴人称呼南渡士大夫为“伧”，而这批中原旧族，居吴既久，习其土风，又转效吴人口吻，称后来南渡者为“伧”。“大抵晋宋以后，凡南人而不能操建康语者，则皆目之为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