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郡县三级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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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县三级制的出现

2016-12-09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555 次

摘要: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借用大禹治水的传说,把他们所知的天下地域范围划分成 九个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大禹九州。后代将其误传为先秦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没有根据的。九州的名称记载不一,下列为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汉后经学家认为《禹贡》九州是夏代大禹时制度《周礼》是周制,《尔...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借用大禹治水的传说,把他们所知的天下地域范围划分成 九个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大禹九州。后代将其误传为先秦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没有根据的。九州的名称记载不一,下列为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汉后经学家认为《禹贡》九州是夏代大禹时制度《周礼》是周制,《尔雅》是殷制。《吕氏春秋》是杂家,不是经典,就不加理会。其实夏商周三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地方行政制度,完全是后代经学家的附会。

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四方多事。188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称刺史,职权相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从此州由监察区逐渐变成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制度由秦汉四百年的郡县二级制开始进入此后四百年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初的州郡县三级制。

194年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则东汉末为14州。三国鼎立时期荆、扬各分为二。魏据黄河流域有司、豫、冀、兖、徐、青、雍、凉、并、幽、荆、扬12州;孙吴据有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有荆、扬、交州;蜀汉据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置益州一州,另置分理益州南部今川西和云南、贵州地区的所谓“南中七郡”的凍降都督,主要用于镇抚南中少数民族豪强,是介于州郡之间的军事辖区。故三国时总共还是算为16州。263年曹魏灭蜀,始分益州为梁州。264年分交州为广州。

三国时期开始稳定的州郡县三级制。州辖郡、国,郡、国辖县、道、邑、侯国,制度同东汉。吴、蜀无王国,只有郡。孙吴还有一种以屯田为主兼管该地人民的农政合一的地方行政区划,B卩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前者同郡,后者同县。如毗陵典农校尉,领毗陵、云阳、武进三县;如 属丹阳郡的江乘典农都尉、湖熟典农都尉、溧阳屯 田都尉等。这是因为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大批人口迁往东南地区,而东南荒地尚多,屯田客即为当地居民,故出现农政合一制度。西晋初都改为郡县。

曹魏有郡国约90,吴有郡43,蜀有郡22,共有155郡国。对两汉而言,南北郡国数均有增加。由于疆土没有明显扩大,郡国幅员显然是缩小了。南方郡数增加 比较明显,如两汉时今江西省仅豫章一郡,孙吴时分为豫章、临川、鄱阳、庐陵四郡,东汉时今浙江省钱塘江以南部分和福建省合置会稽一郡,孙吴时一分为三,今浙江省钱塘江以南分置会稽、临海二郡,福建自为建安一郡。此外,南北郡数比重发生了变化,三国大体上是北方占6/10,南方占4/10。

西晋时总共162郡,秦岭、淮河以 北有86郡,以南76郡,北方占53%,南方占47%。与此同时,南方的地区政治中心 也随着郡级政区的增多而增多。县的情况南北也不同。魏有县700余,吴有县313,共有县1 200左右。与两汉比较,黄河流域的县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而南方明显增加,如吴、蜀境内因经济开发,人口繁衍,县数明显增多。 两汉时今福建省境内仅一县,孙吴时增至8县;今江西省东汉时置21县,孙吴时增至54县;今湖南省东汉时置38县,孙吴时增至56县。南方郡县的明显增多,反映了东汉末年以来南方地区逐渐开发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方先后在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统治之下。各国为“务广虚名”,往往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许多州,州制开始发生混乱。“如石氏建扬州之号,仅得一城;前燕标荆土之名,惟余数县。” 又如汉刘渊在平阳置雍州,在离石又置幽州。前赵刘聪以洛阳为荆州,在隔河北岸的怀县置殷州。北燕仅西晋平州一半和幽州小部 分地,却置了并、幽、青、平、冀5州。北凉仅今甘肃张掖、民乐、山丹数市县之地,先后 设置了沙、秦、凉3州。南燕疆土稍大,也只有山东半岛地,置青、并、幽、徐、兖5州。 郡的数目则更多,不胜详述。南方东晋有10余州。

南朝宋、齐各有20余州。梁天监 十年有23州,以后开疆拓土,析置新州,至大同中仅隔20〜30 年,竟增至107州。陈朝疆土狭小,仅长江中下游南岸和珠江流域,却有42州。5世纪中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一番省并,初年约有10余州。至孝文帝太和中有38州。以后“开拓土宇。

东晋以来地方行政制度上出现“吴邦而有徐邑,扬境而宅兖民,上淆辰纪,下乱畿甸”的局面,侨民大量增加,而国家赋税无得,在管理上、经济上均十分不便。于是从东晋咸和开始施行“以土断定”政策,具体而言,即通过省并、割实无实土给予实土、改属、借侨名新立郡县等措施,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完善了侨民户籍制度,协调了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因侨置引起的郡县制度与行政区划间的混乱局面。

州郡县三级制出现原是为了加强地方权力,以维护地方治安,孰料由此引起军阀混战、地方割据,最终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其时制度运行尚属正常。司马晋代魏,为巩固司马集团的统治,大封宗室为王,并令诸王出镇,都督诸州军事,复综民事。不料事与愿违,最终酿成诸王争权的“八王之乱”,同时引起民族矛盾,诱发了规模更大的永嘉之乱,西晋政权在战争烽火中覆灭。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一片混乱之下,州郡制度的置、废、改、并,已非出于地方管理的需要,完全由战争局面变化和人民迁徙所决定。至南北朝末年州郡之滥无以复加,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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