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奴隶社会的都邑建设,经过夏末及有商一代的发展,逐步积累了不少的规划经验。我们从商代区域性的王畿规划,以及几座业经考古发掘,并已大体了解其布局梗概的商都遗址情况,便可看出其时都邑规划所具有的较高水平和其发展趋势。 周人自克殷践奄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
奴隶社会的都邑建设,经过夏末及有商一代的发展,逐步积累了不少的规划经验。我们从商代区域性的王畿规划,以及几座业经考古发掘,并已大体了解其布局梗概的商都遗址情况,便可看出其时都邑规划所具有的较高水平和其发展趋势。
周人自克殷践奄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王国。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奴隶社会的发展也跨入了它的鼎盛时代。由于这种新的形势要求,此时都邑建设更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奴隶社会的都邑规划,也因大规模建设实践的促进,渐致成熟了。考察西周都邑建设进程,我们不难看出,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以巩固既得的政权,积极秉承武王遗志,除丰镐外,于商畿内伊洛之间营建洛邑以为东都。洛邑又称“成周”,就营国制度城邑建设体制而言,亦可直呼之为“王城”。成周还附有安置殷顽民的城,即习称“下都”,在成周城西三十里。
东都的营建,揭开了有周一代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的序幕。西周开国之初,为健全宗法分封政体,曾大事封建宗族姻娅,以为周室屏藩。为了配合这番封建需求,在经营洛邑的同时,各分封诸候国,也纷纷于其封疆内建设自己的国都和大小采邑,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营都建邑活动,形成了以周公营洛为代表的周代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在这次高潮中,除了营建一大批大小都邑外,周人还在总结前代都邑规划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其时形势发展要求,加以充实提高,从而制订了一套都邑建设制度——营国制度,用来指导这番大规模的建设工作。这套制度内涵颇为广泛,既有都邑规划理论体制、具体规划制度及营建制度,同时还有井田方格网系统的规划方法。实际上,它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奴隶制国家都邑规划体系了。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奴隶社会的都邑规划已进入成熟阶段。它不仅可视为我国奴隶社会都邑规划经验的总汇,而且更为建立华夏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初基。
在介绍西周都邑规划概况之前,我们拟先就西周都邑类型等问题略加说明。周代基本上继承了前代传统,将城邑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作为宗法血缘政治据点的城邑,统称之为“都”。按营国制度城邑规划体制,“都”又按其不同的政治等级分为三级,即王城(大邑)、诸侯国都城和卿大夫采邑城。这三级也可以说是“都”的三“型”。前二级又称“国”,第三级则称“都”。“都”的城邑规划,则据城的政治等级及礼制营建制度而定。王城方九里,其余则按等第依次递减。第二类为一般居民的“邑”(里)。在“都”的城郊的“邑”,称为“郊里”或“郊邑”。在“都”之野(鄙)的,则称“鄙邑”。这种“鄙邑”基本上是依附于井田的农业奴隶(甿)的居邑,它的规模一般则视所依附的田制而定。《礼记•王制》所谓:“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意即指鄙邑的规划而言。如为十进制井田,大的鄙邑可聚居百室,即百夫之田的“百室之邑”,小的才居十室,即十夫之田的“十室之邑”。《逸周书•作雒》云:“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大概鄙邑规模以不超过百室为宜。倘为“九夫为井”的田制,则可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的田制进位来厘定鄙邑的规模,但一般也以百室左右为度。“都”与一般居邑的区别,在有无宗法血缘政治标志的宗庙。因“都”既是宗法血缘政治的统治据点,故必须建置宗庙,以示其所应有的政治地位。一般居邑由于性质不同,地位亦异,自无宗庙。“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可算是西周时期“都”与一般居邑的基本定义。
周人非常重视祀社。王城规划有“左祖右社”之制,将社稷与宗庙并列,以突出其重要性。“都”与一般“邑(里)”都置有社,“唯为社事单出里”(《礼记•郊特牲》),可见祀典之隆。社本土神,稷为谷神。如此强调建置社稷,正是从都邑规划这一侧面,充分体现了西周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充实社会经济基础的政策要求。辨明了西周的都邑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进而就西周的都邑规划,作番扼要的概述。就西周国都规划论,除文武时期所经营的宗周丰镐外,周公营建的洛邑,可算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都邑规划典范。虽然现在尚未发现西周王城遗址,但据文献及金文史料的记载,亦可窥知王城规划梗概。
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带发现东周王城遗址,其位置与文献记载的西周王城相合,估计西周王城也应在此区域内,但未查出西周王城城垣遗迹。此城址南邻洛水,西跨润河(即谷水),呈不规则的方形。但据《周书•洛诰》“我乃十润水东,溏水西,惟洛食。”则西周王城城址当在涧东,并未西跨润河,可见现遗址的润西凸出部分与西周王城无关。
由于周人重视礼制,故王城规划特別强调按方位尊卑布置不同尊卑等级的功能分区,以体现“尊尊”精神。王城是采取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传统形式布局的。中央方位最尊,故置宫于此,且以宫之中轴线作为全城规划主轴线。根据“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沿主轴线呈对称地将外朝、市、宗庙及社稷,分别布列在宫的周围。宫置于外朝之北,贵族及卿大夫府邸则分布在近宫地带,城之四隅便划为一般闾里区。整个城的布局,中心突出,井井有序,充分显示了严谨的礼治规划秩序。王城这种规划格局,实际上已成为西周都邑规划的基本模式。其他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城,都是按礼制等级营建制度,参照这个基本模式来设计的。譬如鲁都曲阜,就其西周晚期布局而言,显然就是如此。
有关宗周丰镐城邑情况,目前所知还很有限。至于它们的位置,大体上已查明,在今西安唐故城以西的沣河东西两岸。丰居洋河西岸,其遗址范围大约为,东临沣河,西界灵沼河,北至今客省庄、张家坡,南达今西王村、冯村,总面积约6km2。镐在沣河东岸,与丰隔水相望。遗址约在汉昆明池西北,即今之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面积约4km2。考古工作者曾在这两处遗址,发现铸铜、制陶、制瓦及制骨等作坊遗迹,以及西周居住遗址、水井、窖穴和中小贵族墓葬,但未发现城垣、宫室与宗庙的遗迹。因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尚未全面开展,文献记载也失之过简,所以有关丰镐的城邑规模、规划结构以及西周王朝建立后的扩建等问题,目前还难作进一步的论述。
西周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奴隶制王国。因此,它拥有的都邑也最多。除前代遗留的一些大小都邑外,西周开国之初,为配合强化宗法分封政体广为封国建侯的需求,曾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都邑建设高潮,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大小都邑。这些都邑除分布在王畿外,更多的则散布在分封的各诸侯封国及属国内。周代都邑建设较前代发达,随着政权的集中,都邑建设管理也较前代严格。我们知道,当时建城实际上即意味着建立城邦。因此,作为政治城堡的都邑,其建设规模等级,建置数量及其分布布局,均须按照宗法分封政体的要求,作出统筹安排,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秩序。我们从营国制度都邑建设体制以及礼制营建制度的严格规定,便可深刻体会周人的用意。
以上所述,便是西周都邑规划的基本概况。周代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承先启后时代。在这个王朝的八百年历史中,正值我国社会发展由奴隶制鼎盛时期,转进到封建制勃兴时期。由于这一历史特征,反映在有周一代的都邑规划上,主要表现为,西周时期除大量建置都邑外,更着重集奴隶社会营都建邑经验之大成,为建立我国城市规划体系打下初步基础;而东周时期,则随社会制度的变革,通过大事改造旧城及增建新城的实践活动,极力探索旧体系传统的革新途径,为传统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开拓广阔前景。综观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成就,当可明显地看出周代都邑规划所起的承先启后作用。事实表明,它已'成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传统发展源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这个历史地位,确是不容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