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厢制形成与发展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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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厢制形成与发展动因分析

2016-11-17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023 次

摘要: 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是朝廷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设置的管理机构。厢在北宋城市中还比较少见,但在南宋许多城市中都有设置。这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 在北宋,能体现厢的产生及变更脉络的城市首推开封。厢的产生,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

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是朝廷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设置的管理机构。厢在北宋城市中还比较少见,但在南宋许多城市中都有设置。这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

在北宋,能体现厢的产生及变更脉络的城市首推开封。厢的产生,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导致开封城内规划布局变化。众所周知,汉唐以来城市中施行坊市制,居民住在四周有围墙、有门的坊中,坊门定时启闭,入夜后不准在街上走动;市与居民区分离,每日亦有确定的贸易时间,市内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往来巡查,负责收税等事务,高处筑有望楼,可洞察市内全景,又称市楼,这种严密控制下的市场贸易很难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居民生活亦不方便。于是,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侵街”现象,据《唐会要》记载:“大历二年(767年)五月敕:诸坊市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大和五年(831年)七月……请敕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可见居民努力想破坊墙的束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商品交换的场所要求扩大,原有的市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要求扩大经营场地,临街开设店铺。曰本学者梅原郁认为,从唐中期以后到宋初时期,坊内店肆变为临街店肆;真宗到北宋中后期,临街店肆变为侵街店肆。临街开店之后,市区扩大到全城,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是商品交易的所在,繁华街道主要有马行街、牛行街、东华门大街等。除了这种空间上居民区与市场混杂的状况,商业活动在时间上也延长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已说:“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这是宋初的情况,到北宋以后,夜市的时间更长了,有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夜市交易的盛况。商业活动在时空上极大地改变了开封城市面貌,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开封府周围各县居民中有许多弃农为商,做走街串巷的买卖,全国各地来此经商的更不在少数。这可从开封房屋租赁业的发展中得到印证。官营的左右厢店宅务,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邸店收入计143549贯,熙宁十年(1077年),增为216581贯。当然租房的除商人外,还有科举应试者、士大夫等。孟元老曾云:“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流动人口增加,要求朝廷加强城市管理力度,以消除不安定因素,保证京师安全;其次民居与商业区混杂,店铺林立,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增加。据《宋史•五行志•火》记载,东京城大火44次,另外还有“京师多火”的记载,次数无法统计。每次火灾往往焚毁房舍数百区,给公私财产及居民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以东京城范围之广,若无分区管理,委专官负责这种事务,断无法应付灾祸之发生,再次群众性集会次数增多。庙会大多一年数次,而相国寺则每月有8天举行庙会。商贩们将各种货品拿到庙会兜售,吸引了大批人群。又有文艺聚会的场所瓦子,其中说书、唱戏、猜谜的吸引了众多的市民观赏。这种地方打架滋事、偷窃抢夺钱财之事自不在少数。

正是为着解决坊市制破坏之后城市管理中产生的诸多难题,宋初统治者借鉴后唐以来在国都设厢管理的经验,在东京城设厢进行管理。随后东京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人口越来越多。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新旧城里已达97750户,以每户5口计,共有488750人。东京城市其他户口没有记载,但经过一百余年发展,到北宋末户口数当远大于此数,也估计有80万。随着人口增多,统治者在熙宁间进行厢制改革,在厢之上设立都厢,意在扩大厢的管辖权限,使其在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有更大的处分权。正是在东京城发展的基础上,都厢、厢、坊这种城市管理体系才得到完善。北方其他城市因五代连年战乱之后,恢复得非常缓慢,如皇帝仪仗过西京洛阳诏将来出西京,经丽景、金耀平头门,改称小辇,其金玉辂、大辇并由城外因为“城门卑庳不能容”。庆历三年(1043年),臣僚上书:“臣观西京图经,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194700余户,置20县,今河南府主客户75900户,仍置19县……”请省并诸邑为十县,西京城自然人户不会太多。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上书谈到:“西京城郭周围数十里,卑薄颓阙,犬豕可跄,又滬、洛二水交贯其中,每夜诸门扃镝虽严,而滩流之际,人皆可以平行往来,其属水南北巡检下所管士兵,除出军外,余数不多,通判以下诸官白直,来往防送,仓库守宿,街市巡逻,尽出其间。”@沈括守边城定州,“为讲坊市法,严为坊禁,使民各以乡阎闾族党相任,分坊以处之,谨启闭之节,坊有籍,居有类,出入有禁,边人为安”。此时才设坊,自不会有厢了。南方也只是江浙、沿淮经济较发达,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很落后,如茂州在熙宁九年(1076年),还没有城,“茂州旧无城,惟置鹿角,蕃以昏夜入州,割掠民家六畜……及李淇知茂州,民投碟请筑城绕民居,凡八百余步”。故而仅有少数城市设立厢。南宋时,设厢城市增多。临安府城设厢是沿用东京城市制度,在南宋城市中厢制是比较完善的。其他城市设厢则应该参照临安府的制度。厢制得以广泛推行于城市管理中,还由于随之而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城市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许多草市镇发展为城厢的一部分,受战乱影响,流民及军人大量南迁,使得人口短期内大量增加。

建炎初,由于金军南侵,临安府人口大减,但因它成为南宋都城所在地,南迁移民又大量寓居于此。“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其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著人口。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正因为南宋之初临安城就集聚了如此多的人口,绍兴二年(1132年),原钱塘州城内的两厢分为四厢,并设厢巡检,显然是为了加强管理力度。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钱塘、仁和二县总人口约52万余人;淳祐间(1241—1252年),两县达111736户,约有56万余人;以前城内已设兵官七员估计,已增设为七厢。以后临安城人口继续增加,据《咸淳临安志•户口》载:乾道间(1165—1173年),钱塘、仁和两县计有104069户,以一家五口计,约有52万人;咸淳间(1265—1274年),两县合计户数达186330户,约有80余万人。这里两县户数是包括城区与乡村,据《咸淳临安志》载,两县不属于城郭的共有24乡,南宋每乡的编制为500户计,乡村户有12000户,6万余口。从两县户口减去乡村户口就是临安府城内外人口。临安城区人口则是府城内外人口减去南北两郊厢人口。嘉定一年(1218年)前后统计,城南郊厢约有4万户,20万口,城北郊厢有2万户,10万口。则成淳间城区为124000余户,60余万人。在人口增加的基础上,乾道间在城设为8厢,淳祐间在城又增为9厢。可以看到,厢正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设的。

城市厢制在北宋已初步完善,到南宋推行于经济发达的众多城市中,它经历了从军事形式到行政管理形式的质的变化,还出现了都厢这种高一级的管理层次。都厢、厢、坊这种管理体系适应了城市经济发展,人口众多的现实,担负了维持社会治安,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开城市分区而治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城市行政管理的重要突破。金统治时,在今西安城设厢管理,共有左第一、右第一、左第二、子城四厢。元代城内设隅、明清城内分区治理都肇始于此。用“关厢”一词指称城市郊区亦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都厢、厢、坊已形成当时管理城市的制度与体系,并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建制城市,为在更大地域空间和更多的城市实现城市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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