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是朝廷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设置的管理机构。厢在北宋城市中还比较少见，但在南宋许多城市中都有设置。这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 在北宋，能体现厢的产生及变更脉络的城市首推开封。厢的产生，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
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是朝廷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设置的管理机构。厢在北宋城市中还比较少见，但在南宋许多城市中都有设置。这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
在北宋，能体现厢的产生及变更脉络的城市首推开封。厢的产生，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导致开封城内规划布局变化。众所周知，汉唐以来城市中施行坊市制，居民住在四周有围墙、有门的坊中，坊门定时启闭，入夜后不准在街上走动；市与居民区分离，每日亦有确定的贸易时间，市内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往来巡查，负责收税等事务，高处筑有望楼，可洞察市内全景，又称市楼，这种严密控制下的市场贸易很难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居民生活亦不方便。于是，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侵街”现象，据《唐会要》记载：“大历二年（767年）五月敕：诸坊市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大和五年（831年）七月……请敕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可见居民努力想破坊墙的束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商品交换的场所要求扩大，原有的市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要求扩大经营场地，临街开设店铺。曰本学者梅原郁认为，从唐中期以后到宋初时期，坊内店肆变为临街店肆；真宗到北宋中后期，临街店肆变为侵街店肆。临街开店之后，市区扩大到全城，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是商品交易的所在，繁华街道主要有马行街、牛行街、东华门大街等。除了这种空间上居民区与市场混杂的状况，商业活动在时间上也延长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已说：“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这是宋初的情况，到北宋以后，夜市的时间更长了，有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夜市交易的盛况。商业活动在时空上极大地改变了开封城市面貌，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开封府周围各县居民中有许多弃农为商，做走街串巷的买卖，全国各地来此经商的更不在少数。这可从开封房屋租赁业的发展中得到印证。官营的左右厢店宅务，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邸店收入计143549贯，熙宁十年（1077年），增为216581贯。当然租房的除商人外，还有科举应试者、士大夫等。孟元老曾云：“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流动人口增加，要求朝廷加强城市管理力度，以消除不安定因素，保证京师安全；其次民居与商业区混杂，店铺林立，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增加。据《宋史•五行志•火》记载，东京城大火44次，另外还有“京师多火”的记载，次数无法统计。每次火灾往往焚毁房舍数百区，给公私财产及居民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以东京城范围之广，若无分区管理，委专官负责这种事务，断无法应付灾祸之发生，再次群众性集会次数增多。庙会大多一年数次，而相国寺则每月有8天举行庙会。商贩们将各种货品拿到庙会兜售，吸引了大批人群。又有文艺聚会的场所瓦子，其中说书、唱戏、猜谜的吸引了众多的市民观赏。这种地方打架滋事、偷窃抢夺钱财之事自不在少数。
正是为着解决坊市制破坏之后城市管理中产生的诸多难题，宋初统治者借鉴后唐以来在国都设厢管理的经验，在东京城设厢进行管理。随后东京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人口越来越多。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新旧城里已达97750户，以每户5口计，共有488750人。东京城市其他户口没有记载，但经过一百余年发展，到北宋末户口数当远大于此数，也估计有80万。随着人口增多，统治者在熙宁间进行厢制改革，在厢之上设立都厢，意在扩大厢的管辖权限，使其在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有更大的处分权。正是在东京城发展的基础上，都厢、厢、坊这种城市管理体系才得到完善。北方其他城市因五代连年战乱之后，恢复得非常缓慢，如皇帝仪仗过西京洛阳诏将来出西京，经丽景、金耀平头门，改称小辇，其金玉辂、大辇并由城外因为“城门卑庳不能容”。庆历三年（1043年），臣僚上书：“臣观西京图经，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194700余户，置20县，今河南府主客户75900户，仍置19县……”请省并诸邑为十县，西京城自然人户不会太多。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上书谈到：“西京城郭周围数十里，卑薄颓阙，犬豕可跄，又滬、洛二水交贯其中，每夜诸门扃镝虽严，而滩流之际，人皆可以平行往来，其属水南北巡检下所管士兵，除出军外，余数不多，通判以下诸官白直，来往防送，仓库守宿，街市巡逻，尽出其间。”@沈括守边城定州，“为讲坊市法，严为坊禁，使民各以乡阎闾族党相任，分坊以处之，谨启闭之节，坊有籍，居有类，出入有禁，边人为安”。此时才设坊，自不会有厢了。南方也只是江浙、沿淮经济较发达，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很落后，如茂州在熙宁九年（1076年），还没有城，“茂州旧无城，惟置鹿角，蕃以昏夜入州，割掠民家六畜……及李淇知茂州，民投碟请筑城绕民居，凡八百余步”。故而仅有少数城市设立厢。南宋时，设厢城市增多。临安府城设厢是沿用东京城市制度，在南宋城市中厢制是比较完善的。其他城市设厢则应该参照临安府的制度。厢制得以广泛推行于城市管理中，还由于随之而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城市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许多草市镇发展为城厢的一部分，受战乱影响，流民及军人大量南迁，使得人口短期内大量增加。
建炎初，由于金军南侵，临安府人口大减，但因它成为南宋都城所在地，南迁移民又大量寓居于此。“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其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著人口。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正因为南宋之初临安城就集聚了如此多的人口，绍兴二年（1132年），原钱塘州城内的两厢分为四厢，并设厢巡检，显然是为了加强管理力度。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钱塘、仁和二县总人口约52万余人；淳祐间(1241—1252年），两县达111736户，约有56万余人；以前城内已设兵官七员估计，已增设为七厢。以后临安城人口继续增加，据《咸淳临安志•户口》载:乾道间（1165—1173年），钱塘、仁和两县计有104069户，以一家五口计，约有52万人；咸淳间（1265—1274年），两县合计户数达186330户，约有80余万人。这里两县户数是包括城区与乡村，据《咸淳临安志》载，两县不属于城郭的共有24乡，南宋每乡的编制为500户计，乡村户有12000户，6万余口。从两县户口减去乡村户口就是临安府城内外人口。临安城区人口则是府城内外人口减去南北两郊厢人口。嘉定一年（1218年）前后统计，城南郊厢约有4万户，20万口，城北郊厢有2万户，10万口。则成淳间城区为124000余户，60余万人。在人口增加的基础上，乾道间在城设为8厢，淳祐间在城又增为9厢。可以看到，厢正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设的。
城市厢制在北宋已初步完善，到南宋推行于经济发达的众多城市中，它经历了从军事形式到行政管理形式的质的变化，还出现了都厢这种高一级的管理层次。都厢、厢、坊这种管理体系适应了城市经济发展，人口众多的现实，担负了维持社会治安，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开城市分区而治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城市行政管理的重要突破。金统治时，在今西安城设厢管理，共有左第一、右第一、左第二、子城四厢。元代城内设隅、明清城内分区治理都肇始于此。用“关厢”一词指称城市郊区亦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都厢、厢、坊已形成当时管理城市的制度与体系，并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建制城市，为在更大地域空间和更多的城市实现城市建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