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开始，县令长的分别正式取消，县的长官一律称令。县的分等标准也明确规定为地位、户口与地理条件的综合，以之为据分全国的县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京都所在之县为赤县。唐代首都为西京，辖长安、万年二县;陪都一为东京，辖洛阳、河南二县;二为北京，辖太原、晋...
唐代开始，县令长的分别正式取消，县的长官一律称令。县的分等标准也明确规定为地位、户口与地理条件的综合，以之为据分全国的县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京都所在之县为赤县。唐代首都为西京，辖长安、万年二县;陪都一为东京，辖洛阳、河南二县;二为北京，辖太原、晋阳二县。这六县都称为赤县，也称京县。首都及陪都所在的京兆府、河南府及太原府的其他八十二个属县称为畿县，所以后来靠近首都的地方就俗称为近畿。赤、畿以外的所有县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等标准为据而划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等。以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为准，共有望县78,紧县111，上县446,中县296,下县554。
赤、畿两等县带有卫戍性质，尤其赤县地位崇高，所以数量有时有点弹性。如河东道文水县为武则天故里，在武则天称帝后改为武兴县，并与太原、晋阳同为京县。唐中宗复辟以后，依旧为文水县，京县地位也自然撤销。望、紧两等县带有冲繁性质，表示地理位置重要而又事务繁剧，所以数量不是太多。但由于望、紧两等县地位在上县以上，有的也因皇帝个人原因而增设。唐肃宗因即位于灵武，于是以该郡的“上县为望，中县为上”。后来肃宗南行至彭原郡，又使该郡如《隋书•孝义传》载李德饶“后为金河长，未之官”。又《翟普传》云翟“擢授孝阳令”。又如魏德深为贵乡长转馆陶长。“郡同六辅，县升紧、望”。
上、中、下三等则以户口为标准划定。唐初武德年间以5000户以上为上等、2000户以上为中等、1000户以下为下等。到了开元天宝之际，唐朝臻于极盛，户口繁多，因此分等标准也随之提高。开元十八年定6000户以上为上县，3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2000户为下县但京城附近以及缘边境诸县条件有所放宽，“户五千以上亦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以上为中下县”。
赤、畿、望、紧与上、中、下其实是两类分等体系，一是以政治地位，一是以经济实力，而前者比后者稍为重要一些，所以两者之间尚有联系，那就是规定“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
唐后期，情况有些变化。赤县数目有所扩大，又增加了次赤、次畿的等第。如安史之乱起，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出现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当时人大多以为西晋末年景象即将重现，因而南方地位再度提高。唐玄宗南走成都府避难，其子肃宗即位之翌年就以成都为南京，成都地位升为次赤，成都府其他属县皆为次畿。三年后罢南京，又号江陵府为南都，江陵县也升为次赤，江陵府其他县同样也升为次畿。
宋代县的分等名称沿袭唐代而来，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虽“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宋史》），但实际上稍有不同，那就是望、紧之分也以户口为准。同年，户部“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规定了“以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的县等标准。其时南方尚未统一,全宋共有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直至政和元年，县等还维持原样未变，于是详定《九域图志》的何志同指出：宋代户口“自建国逮今百五十余年，其数倍于前矣，而县之第名仍旧。若齐州历城户九千七百，今为紧;临邑万七千户乃为中;杭州临安户万二千，今为望;盐官二万四千乃为上”。针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户部重新制定以下县等标准:“一万户以上为望，七千户以上为紧，五千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户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上为下。”
辽代的县未见分等，不知是史料有阙还是确无分等之举。金代县的分等有点含糊，第一个标准是分赤县、次赤县、次剧县三等。赤县仅指金京师中都之附郭县大兴、宛平，位在各等之上。赤县以下，“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赤、为剧，二万以上为次剧”。第二标准是京县及京县以下的上中下三等:“在诸京倚郭者曰京县，自京县而下，以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这两套标准之间似缺乏有机的联系。又据《金史•地理志》所载，定州曲阳、沂州临沂、密州诸城、济南府长清、宁海州文登与绛州曲沃等六县为剧县，不知尚有他县亦为剧县否。至于次剧县以下的具体县名则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