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城市的扩建与寺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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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京城市的扩建与寺庙的发展

2016-12-12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208 次

摘要: 明北京营建时官署、宗庙“悉如南京之制”,将左祖右社建在皇城内中轴线两侧,将元朝社稷坛址改建朝天宫。南郊设天坛和山川坛,嘉靖时又在东、西、北三城外分建朝日坛、夕月坛和方泽坛(地坛)。洪武六年(1373)曾颁“令府州县只存大寺观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

明北京营建时官署、宗庙“悉如南京之制”,将左祖右社建在皇城内中轴线两侧,将元朝社稷坛址改建朝天宫。南郊设天坛和山川坛,嘉靖时又在东、西、北三城外分建朝日坛、夕月坛和方泽坛(地坛)。洪武六年(1373)曾颁“令府州县只存大寺观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以整僧籍。永乐十五年(1417)又以“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有碍风化为由而“命礼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规,违者必诛”。宣德年间再次重申这两次政令,使得明前期北京城内寺庙基本以前代留存为主,无有大批添置。

正统以后宦官干政,滥发度牒,以私建寺观谋利。皇城内各内府官监衙门也多设佛堂道院。明中叶大建佛寺达639所,除皇室敕建,众太监纷纷购建是重要因素。从现存北京地区石刻拓片所见记载明京师寺庙创建人亦能为证。

《日下旧闻考》卷六〇:“都城之南旧有寺曰静宁,圮已久矣。有僧宏琼栖其地,御用监太监潘瑛为之建寺,肇自天顺庚辰,讫于成化丁亥。寺成,请于朝,赐额崇福。……朱彝尊原按:都城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铛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成化中,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见周尚书洪谟奏疏中。”这六百余所寺庙是否尽在城内,俟考。同书载“王宫保廷相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或许包括在这六百三十九所之内,因为明代不仅建寺,而且往往更改寺名,给后世的考订增加了困难。“迨万历初,孝定皇太后营造愈众,而一经修建,寺额辄更,如悯忠、静宁相去甚迩,同更曰崇福,后人之考证实难。”

徐苹芳先生编绘《明清北京城图》共收人坛庙12处,寺观248座,如果加上皇城、紫禁城内专用于释、道崇祀的宫殿,如:大光明殿等,合计260余所。倘若与西山370寺相加,总数与上文所引639所正好相合。当然,自成化以后至明末二百余年,京城内外的寺庙有增有废,似不应拘泥于数量的统计。

明朝京城寺庙的功能除崇祀礼仪之外,有些是用来安置病老的宦官、宫人,这些中官甚至利用寺庙组织养老义会,皇城内的寺庙则多与内府官监衙门建在一处。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ioRicci)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天主教经堂,即后来的南堂,可视为北京基督教堂基础之奠定,也可以看作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王朝的京师卷土重来之始。

元、明时期敕建的寺庙因受城市规划和礼俗制度的约限,多建在街道胡同路北,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一般不打破原有街道,在北城尤其突出。南城除沿用辽金旧寺址较为规整,新建者多随道路而随意布置。如:西斜街的长椿寺、天坛之北明因寺街的明因寺。一些选址在湖泊沟渠岸边的寺庙,受地形的影响而改动布局方位。如:积水潭、什刹海、金鱼池一带的庙宇。这些庙宇多不再遵守坐北朝南的定式。

总体来看,明北京城内因众多官署、仓、厂已占据大量土地,致使庙宇分布呈现几个密集区:
(1)仓厂周围,以关帝庙、观音庵、仓神庙为主,布置在仓墙外四隅,乞神消灾;
(2)湖泊沿岸,积水潭、什刹海、金鱼池周围;
(3)北城地势高,元代曾有斜街市和行市,非主要的民宅区,故多建大寺;
(4)东、西城中部,东四、西四旧为元大都两街市所在,因行业崇祀而建庙;
(5)南城两翼,土地宽广,多建大寺。这是探寻、考订元、明两代庙宇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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