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代中央官署的布局对明代有影响，但不是很大，只有在交道口西北角的元大都路总管府被明朝沿用，成为顺天府署。明北京城中央官署的定位和布局，没有承袭元代的分散性，而是照搬明南京的都城制度，或者说是因袭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传统。 明朝北京城中央官署的全面设置，起于明宣宗...
元代中央官署的布局对明代有影响，但不是很大，只有在交道口西北角的元大都路总管府被明朝沿用，成为顺天府署。明北京城中央官署的定位和布局，没有承袭元代的分散性，而是照搬明南京的都城制度，或者说是因袭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传统。
明朝北京城中央官署的全面设置，起于明宣宗宣德年间，几乎全部照搬南京皇城官署的布局制度，在承天门（天安门）前“T”字型宫廷广场外两侧起建，以适应大朝会和祭祀的需要。宣德元年（1426)最先建成东侧的鸿胪寺，掌管朝仪，以适应群臣上朝举行朝会之需。接着建礼部于鸿胪寺西南，紧邻大明门，为的是便于负责祭祀南郊和接待万国朝觐使臣。至英宗正统年间陆续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再东与玉河之间安排翰林院、上林苑监、会同南馆。大明门以西，从南向北依次安置前、右、左、中军都督府，其西依次为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和后军都督府，再西是旗守卫公署。这种在皇城前安排在京中央官署的作法与唐、宋时代京城布局的礼制一脉相承，但是明朝有个特殊的变更，即位于广场东侧配置中央官署的六部只有吏、户、礼、兵、工五部，惟缺刑部。究其原因，在于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了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锦衣卫），专掌侍卫，兼管缉捕、刑狱，后又有下设诏狱之权，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不能过问。在南京时锦衣卫就与五军都督府同置皇城中街洪武门以西，而将三法司移至皇城外的玄武湖岸边。所以，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北京亦如南京之制，将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设置在皇城外宣武门内街西单牌楼以西（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清朝废弃锦衣卫与五军都督府，将大理寺、刑部、都察院迁至天安门广场西侧空闲之地，这一带遂留下“旧刑部街”之地名。
国子监沿用元代旧址，宝泉局建于北新桥西南。其他官署除太仆寺设在皇城西南，詹事府、宝源局、文思院、贡院等机构均依次向城东配置。这是由于皇城南面的正门承天门只有大朝会才开启，平时关闭，参与常朝的官员皆需走东安门和东华门人禁城。所以，中央官署机构多安排在东城，因东城官署多于西城，故东城勋贵宅第也盛过西城。
明北京城地方衙署的选位，是与沿用元朝机构旧址，以及京城的地方行政区划有关联。明代北京城城墙包砖，开九门，加筑瓮城、石桥；东西宽约6700米，南北长5350米。嘉靖增筑南郊外罗城，开七门，内、外城共计13座城门。京城的地方行政区划为东、南、西、北、中五城，每城各有所属的坊,共计36坊。顺天府署，仍设在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灵椿坊的原元大都路总管府旧址，下辖大兴、宛平二县。大兴县署，在交道口十字路口东南北城教忠坊内(今大兴胡同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宛平县署，位于中城积庆坊内皇城北大街路北（旧址尚存）。二县署不理城内民政，京城民事权属五城兵马司。兵马司，掌巡捕盗贼、疏通沟渠、火禁，隶属巡城御史，按所分管的五城区划配置。
东城兵马司，统管崇文门里街、东四南北街以东至东城墙之东城五坊，衙门在思诚坊内东四三条路北。西城兵马司，统管宣武门里街、西四南北街以西至西城墙之西城六坊，衙门在西四西南咸宜坊内兵马司胡同路北。南城兵马司，统管前三门以南新建之外城八坊，衙门在菜市口东南宣南坊内阎王庙街西。北城兵马司，统管西直门里街、皇城北街以北至北城墙之北城八坊，衙门在交道口西南昭回靖恭坊内兵马司胡同路北。中城兵马司，统管皇城东西两侧至内城南城墙之间九坊，衙门在安定门街南端路东仁寿坊内之兵马司胡同。
五城兵马司署的选址都在各自所在城区内适中的地方，不是偏处一隅，而且与东四、西四、安定门内三条南北大街相距不远，显然是与其巡防职能有关。由于这五城兵马司衙署的存在，也给北京城留下了五条以“兵马司”命名的胡同。此外，另设内城东、西两巡捕厅。东巡捕厅在崇文门里街西澄清坊内三条胡同（今东单三条），西巡捕厅在阜成门街南金城坊内巡捕厅胡同（今仍此名），分处内城两翼适中之地。外城设东南巡捕厅于天坛东北南河漕胡同。
顺天府儒学署，在安定门大街东教忠坊内府学胡同。明代“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讲的是内城九城门皆收税，统由崇文税务署掌管，署衙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路东。明代内城夜间实行宵禁，九门皆关闭，后为便利外省官民人等入城，夜间仅开崇文一门。因自南方人京多乘船,走大运河而上，自广渠门人外城，故设总税署于此。明朝北京城内还有一些属于驻京各卫（京卫）的衙署，分别隶属锦衣卫、旗守卫、五军都督府，《天府广记》统计共30处。不一一列举其址，其分布散处内城，以利防守。其中位于皇城四围之中城诸坊者达三分之一，可见明代对拱卫宫城皇室之看重。其他则与仓场相邻，以备应急。
明北京官署机构的选址和配置不但要一尊古制、不轻改成宪，而且也要考虑官员上朝、办公行走之方便与否。以刑部三法司为例:南京三法司设于皇城西北玄武湖东岸，因南京的皇城面积不太广，三法司官员秉事尚无大碍。北京皇城因三海之限，面积过大，若置三法司于皇城西北，则官员往来甚为不便,故三法司改选址于皇城西南。同时与之有从属关系的京畿道御史衙门、巡按察院、提学察院、屯马察院，也因三法司偏于城西而就近选址于河漕西金城坊内。可谓：既不违反祖宗留下的成宪，又能便利实用。如今这些机构所在的胡同仍以原官署而命名，如：西京畿道、按院胡同、察院胡同等。
明朝皇城承天门（天安门）平时不开，常朝时，文武百官要从紫禁城东侧的东华门进去上朝。因此，多数中央官署相应在城东安置,导致东城的官府和官员住宅多于西城。明朝太监称中官,有权势，多在皇城西安门外购买私宅。老北京人俗话说“东富西贵”，“东富”概指东城的官宅多，“西贵”则指西城的中官宅多；后来，清朝的王府多建在西城，更显得高贵。应当说“东富西贵”之语反映出老北京城市居民的地域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