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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工商业，随着土地租佃制的确立而得到迅速的发展。 以经商为业的大商人，聚集巨大的财富，形成富有的阶级。地主、官僚和寺院僧侣也都兼营商业。
这种状况，在元代也基本上继续下来。
元代社会中的色目人，多数是商人。 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都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待遇。 这是元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但色目商人的状况，南北方也有所不同。 在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代，俘虏的手工业工匠是作为奴隶而役使于生产， 商业也只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对奢侈品的需求。蒙古军队侵入中亚和波斯后， 降服的商人不只为蒙古贵族提供各种珍宝，而且帮助蒙古统治者去进行对人民的剥削。 奥都剌合蛮和阿合马便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随从蒙古皇帝来到中原地区， 并且成为高级官员，倡导以“扑买课程”“羊羔儿息”等剥削方法， 为蒙古统治者掠夺人民的财富，为色目商人提供谋利的通途。 蒙古贵族对色目人特加信用。色目商人，由商而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都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的子弟，世代充任皇帝和诸玉的近侍，并成为蒙古贵族政治上得力的助手。
在南方，南宋时，沿海港岸本来居住着大批的“蕃商”。 他们在元代也被称为“色目人”。但他们不同于阿合马一类的官员， 而是专以经商为主，往来贸易。元朝统一全国后，与西方交通的主要商路， 从西域转到南海，“色目”商人从海道而来的人数大增。 江南色目商人在元朝的政治代表是泉州的蒲寿庚。蒲氏原为阿刺伯商人， 南宋时在广州经商，成为当地的富豪，后来迁居到泉州。 南宋末年，蒲寿庚和兄蒲寿助南宋平定海盗，被任为泉州市舶使。 一二七六年十二月，蒲寿庚在泉州降元。元朝任他为闽广大部督兵马招讨使。 一二七八年，又升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并且受命去南海诸国，招徕外商贸易。 蒲寿庚在元朝作官，只是在局部地方，而且主要是管理海外贸易， 与阿合马等有所不同。蒲氏一家是泉州最富有的豪商。 另一著名富商是回回佛莲，有海船八十艘从事贸易，死后家藏珍珠多达一百三十石。 这些富商受到朝廷上的色目官僚的庇护，进行非法的海外贸易，从中获取暴利。
汉族商人也拥有巨大的财富。扬州富商曹氏死后，因争夺家产发生诉讼。 曹氏奴刘信甫贿赂官府等费，数至巨万，全由自己偿付。 曹家之富可想而知。程钜夫《雪楼集》记载一个弃官经商的姚姓， 在大部经商十年，累资巨万。盐商自宋代以来即称豪富。元明宗、文宗即位时， 因国库空虚，得盐商输入银两，才得举行朝会，颁发赏赐。 杨维帧《盐商行》诗：“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说明盐商的豪富已足以与王侯相比。
汉族和色目的大商人，有些原是权势之家，有些则交结权贵，垄断贸易。 还有一种是由官府备资，并且提供特权条件，交由商人代营的商业。 这种组织名叫斡脱。一二九一年， 元世祖的诏书说：“数年以来，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 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色目豪商还勾结蒙汉臣僚，以向皇帝呈献宝货为名， 邀取十数倍的回赐，称为“中卖宝物”。泰定帝时， 应偿付“中卖宝物”商人的宝价，多达四十万锭，约等于全国一年包银差发十一万锭的四倍。 西域南海的珠宝商，获利最大，远超过其他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