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末至元代京兆府城形制的形成

唐代京兆府城形制的形成

唐昭宗天复四年（公元904年，闰四月改天祐元年）正月迁都洛阳，“驱徙士民，号哭满路”，“老幼襁属，月余不绝”，“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盛极一时的长安城由盛转衰，沦为丘墟。昭宗迁都后，遂“以（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

至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六月，“徙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于淄青”。韩建在这两年任期里，“弃旧城,去郭城，因子城筑今京兆府”，规划建设新城。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更详尽地叙述了唐都长安改建为京兆府城的过程:“新城，唐天祐元年（904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这就是唐末所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府衙署治所，相当于唐代皇城，即子城，东西长5里余，南北宽3里余，周围17里余，实测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843米，周长9.3千米，面积5.2平方千米。同时在京兆府城东西两侧“又（筑）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县治所”，形成府城（大城）与二县城（小城）左右一线的格局。

自唐天复四年（904年）至元代至治元年（1321年）四百余年，京兆府城规模形制基本得以保持。该城（京兆府城、奉元城）总面积是唐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城垣建制分为内外两重，内重为衙城，外重为京兆府城c府（路）城东、北、西各一门，分别为景风、玄武、顺义门；南面两门，为安上、含光门。到元代英宗至治初，因战乱将含光门封闭，奉元路城每面各有一门因此有“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址尚在，东西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治所”。但元初将奉元路城的四角改筑为半圆形角台，大大增强了城市防御能力

元代京兆府城形制的形成

元至元九年（1272年）封忙阿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至十五年（1278年）薨;长子“阿难答，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大德十一年（1307年）

诛”；长孙“月鲁帖木儿，至治三年（1323年）封”。月鲁帖木儿后因与畏兀僧、国师谋不轨，“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安西王府位于奉元路城东北，作为实质意义上的王宫只有34年，而作为王府应从1272年起，至少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共计86年。事实上，直到元末明军攻克安西王府城才废弃。据《肇域志》记载，“安西王城，在（京兆）府城东北二十里，元世祖以子忙阿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镇秦、陇、蜀、凉之地，置城，今俗名斡耳朵，故址尚存”。《蒙兀儿史记》记载该城“关中故好望之，昭目怵心，以为威仪之盛，虽古之单于，无以过也。……壮丽视皇居”由此可见,在奉元路城外元代又建筑了一座城池。《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京兆府）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子国王忙哥剌之居也。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哩”。

因而在奉元路城东北环境优美、禽兽繁多的原野上兴起一座新城。据考古发现,安西王府城是版筑夯土而成，方圆2282米。安西王府城与奉元路城、长安、咸宁县城四城形成犄角之势（图9-1)。但其功能不同。安西王城是元朝政府实行亲王出镇制，窒的产物。出镇是作为王子受朝廷委派,代表皇帝（大汗)统摄一方，位尊势重，监督与协调当地军政首脑及贵族势要的关系。京兆府城在元代不仅是陕西行省、陕西.行御史台署衙治所，而且是奉元路治所。安西王府城和奉元府城一起构成了元代西北兼及西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奉元路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大城东西两侧小城一仍宋金时期，为咸宁和长安县城。因此，元代奉元府城不仅形制已形成，规模扩大，总方圆11.6千米,而且功能地位大为提高了。

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管理制度益加完善，使城市本身及附郭县与古代坊制之间增设了厢这一管理体制。除开封设有都厢外，北宋文献中明确记载设厢城市有：北京大名府，“左右四厢，凡二十三坊”楚州（今淮安），“城外旧有西北两厢官”，城内亦应设有厢官；许昌有“内外厢界”，应设有厢；太原城南草市有厢巡，“以厢四人巡逻”;钱塘州城旧有左右厢巡检二人；温州城下“四厢八界”。至南宋时期，设厢城m数量更多。关于城厢的隶属关系，如建康府“城内五厢，城外二厢”，其中“城南厢，环以村落，谓之第一、第二、第三都，皆隶本府江宁县”。福州城属闽县六厢、侯官县三厢、怀安县二厢。苏州“在城地，旧设四厢，以领民事”。可见地方设厢城市内外诸厢均隶属于县。

因此，地方城市的厢只是城市社区的分区管理机构，上属县，下设坊，负责城区的治安和民事，又与乡镇行政平级。而都城开封府勾当左右厢公事所、临安城城南北厢管公事所均属都厢。上属都城，下设厢坊，与赤县和县行政平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