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代都邑居住分区，是本着分阶级、按职业的聚居体制而规划的。营国制度建城有国野之制，所谓“君子居国，小人狎于野”，可见此制即为分阶级聚居的。在城内，居住分区同样也是如此。《周礼•载师》的住土地之法指出：“以廛里住国中之地”。“国中”即“城中”，“廛”，指一般居民...
周代都邑居住分区，是本着分阶级、按职业的聚居体制而规划的。营国制度建城有国野之制，所谓“君子居国，小人狎于野”，可见此制即为分阶级聚居的。在城内，居住分区同样也是如此。《周礼•载师》的住土地之法指出：“以廛里住国中之地”。“国中”即“城中”，“廛”，指一般居民闾里；“里”，指贵族卿大夫聚居处。“廛”，“里”分提，说明两者是有阶级差别的。所以，《逸周书•程典》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以示阶级身份有别，«逸周书•作雒》有“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的规定。这几种人都属被统治阶级，但职业却不同。“州里”指的是“乡”的闾里。按周代乡遂制度，城廓及四郊之地方建制属“乡”，显见“州里”当包括城中闾里。其所以如此，《周礼•大司徒》已作了说明，目的在于“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周礼•大司徒》）。所谓“世事”，即世袭的职业。因此要求分职业组织聚居，以便职业世代相传，不失所司之世职。表面看，这与上述分阶级的要求有所不同，但在阶级社会里，职业之分实含有阶级之别。在都邑规划中，是可以在礼制规划观念下，透过礼制规划秩序，求得统一的途径的。因之，贵族卿大夫的“里”近“宫”，既以接近中央的显赫方位体现其高贵的阶级身份，也照顾到他们“事君”的职业要求。商贾的“廛”则近市，市在宫北，居卑位，正表达了他们被统治阶级的身份和职业性质。
这种聚居规划体制传统，亦为封建地主阶级所继承，前述《管子》规划理论中便有类似的论述。《管子》强调按职业聚居，实亦寓有分阶级的含义。《管子》之所以突出按职业聚居，显然与当时城市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有关。他视士农工商为国之石民，以为要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国家经济，必须不使四民杂处，以便子继父业，精益求精，从各个方面来积极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这种观点出发，因而强调按职业分居，以达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子》）的要求，但并非以此否定分阶级聚居的体制。看来，他的意图在革新旧制的以分阶级为主，按职业为辅的聚居体制，发展而为以职业为主、阶级为辅的新聚居体制，以适应时代演变的要求。前文引述《管子》说的“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的城市居住分区布局，便可视为这种新体制的具体说明。分析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国都的居住分区分布情况，大抵也相类似，可见《管子》的说法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我们知道，“阶级”与“职业”在概念上实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政治概念的表征，而后者即是由经济概念派生的。可见这种聚居体制的演变，实体现了城市性质的变化，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对城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新要求。就营国制度传统而言，这正是由以政治为主、经济为辅的发展轨道，转入到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发展方向，在这一侧面的表现。
中国周代历史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