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二阶段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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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二阶段概况

2016-12-26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621 次

摘要: 这一阶段时间较长,变化亦较复杂。自东汉末直迄隋统一全国,其间曾出现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十六国混乱,南北朝对峙,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在这四百余年中,政治上出现了几番起伏,经济上发生了大波动,所以变化较多。就城市建设而言,每番起伏又可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地区...

这一阶段时间较长,变化亦较复杂。自东汉末直迄隋统一全国,其间曾出现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十六国混乱,南北朝对峙,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在这四百余年中,政治上出现了几番起伏,经济上发生了大波动,所以变化较多。就城市建设而言,每番起伏又可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地区的城市是经过破坏而重建的,在这样破坏与重建交替进行中,而城市规划则随社会演变而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即就这段大起伏的历史时期的洛阳而论,经历东汉雒阳、魏晋洛阳、北魏洛阳,这几个发展过程。每个过程的洛阳规划都有所更新、有所发展。其他城市的经历也同样如此,每番起伏中,除了有部分修复或重建的城市,也还有少量新建的城市。如果我们逐一择要加以考察,当可了解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基本动向。

现为便于考察,我们不妨按历史起伏的进程,分两个过程来探讨。

第一过程,即东汉末至西晋统一这段时期。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I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企图推翻东汉统治,建立新的农民政权。张角势力布遍当时青、徐、幽、冀、兖、豫、荆、扬等州。数十万“太平道”教徒分为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战火蔓延甚广,势不可挡,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在“黄巾军”带动下,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种种农民武装斗争,各立各目,相互影响,势若燎原。其中力量较大的有冀州之“黑山军”,以汉中为中心的三辅,巴蜀地区之“五斗米道”等。东汉统治者勾结各地方豪强地方势力,联合镇压农民起义,以致战争波及面甚为广阔,规模也很可观,破坏尤为惨重,城市损毁亦多。虽然“黄巾军”及其他起义军陆续被击败,但继之又爆发军阀割据的大混战,烽火遍地,战祸连年,使社会更加动荡,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相藉,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关中及中原一带的城市大多遭到战争惨重破坏,荆、扬地区的有些城市也不免受到波及。以“董卓之祸”为例,东汉首都洛阳实已沦为废墟,形成“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悲惨局面。长安也如此,因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的混战,而致“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震,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由此可见,这番大动乱所造成的损失,是何等惨重。东汉在“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区的经营遭到彻底破坏,略渐回苏的商品经济,又再次受到摧残。整个社会经济实陷入大逆转的局面。在这种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的形势下,经过群雄纷争混战,逐渐形成三国鼎定的偏安政权。虽然仍在对峙的战争局势下,但部分后方地区,人民尚可安居,生产得到渐渐恢复,因而遭到战争损坏的部分城市也陆续得到修复、重建。不仅如此,三国还各自经营了自己的国都。都市建设在对峙中,也出现了局部回苏的“小康”局势。继之,司马氏统一全国,建立了西晋王朝。

开国后,由于采取某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措施,因而使久经战火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生产力有所恢复和发展。故太康年间曾呈现一些繁荣气象,城市建设也因之渐有起色。除洛阳继曹魏之后,又有修建外,一些重要的郡县城,在三国经营的基础上,也得到调整和适当的发展。大抵北方城市重在医治大动乱的创伤,江南城市建设则重在发展,这与当时区域经济形势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继东汉之后,结合时代要求,又有所进展。虽然建设规模有限,但一些名都大邑的规划都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而且对发展东汉城市规划的演进倾向,也都作了探索。其中曹魏邺城规划,可算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作。孙吴建邺规划,亦颇有特色,对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它虽与曹魏邺城规划格调有所不同,但对继承和发展东汉城市规划的倾向,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东晋及南朝的国都规划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演进而来的。刘蜀成都,是继承秦汉基础,结合当时形势要求发展起来的又一国都城。城市基本上仍保持了传统的城廓东西并列的形制。大城居东,为蜀都的政治活动中心区,宫室官署等均聚集于此,规模较大,布局井然有序。“少城”在“大城”之西,规模较小,为市、民间作坊以及工商业在闾里集结处,是蜀都城的经济活动中心区。显见刘蜀成都的规划格调又与曹魏邺城及孙吴建邺不同。这三座割据偏安的国都城市,可视为这一过程城市规划的范例,它们所探索发展东汉规划倾向的一些主要经验,对后一过程的城市规划曾产生过相当影响。

曹丕篡汉自立魏文帝,他在东汉雒阳的废墟上又开始重建宫室,以为国都。先修北宫,继之魏明帝又修南宫。明帝且仿效邺城三台,在洛阳城西北角修筑金墉城,以为宫廷防护。不过终魏之世,洛阳并未能恢复昔日的繁荣。

司马氏统一全国,建立西晋王朝。久经战祸的社会,得到了短暂的安定。西晋仍奠都洛阳,在曹魏经营的基础上,扩建宫室园苑,城市因社会经济好转,也日渐繁荣起来。晋洛阳仍旧为三市,“大市”即“金市”在城内南宫之北,“马市”在东城外,“南市”又称“洛阳县市”在南城外。西晋洛阳规划格局基本上仍承汉魏之旧,并无大的变更。可见东汉雒阳规划所体现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在这里也是历历可考的。

上面就这一过程的城市规划演进趋势,列举了一些实例加以概述。至于这些城市的具体规划,以后当将在相关各节中逐一加以论述。

第二过程,即西晋末至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东晋及十六国均包括在这一过程内

西晋的统一政权历时短暂,才不过半个世纪,即因“八王之乱”,又再次将中国导入大混乱的深渊。各族反晋统治的斗争,北方十六国的纷争,南方东晋偏安政权与北方不同割据政权之间的攻战,加上匈奴、羌、氐、羯及鲜卑等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交织成为遍地烽火,战祸连年,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大动乱局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尤其是北方,战争破坏,更为惨重。曹魏及西晋经营的基础,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城市损坏亦严重,例如魏晋重建的洛阳,已再度沦为丘墟,昔日繁华,瞬成泡影。迄北魏孝文帝巡视时,故宫基址仍是一片荒凉,以致感叹涕泪,而赋《黍离》之诗。三国名都的曹魏邺城,亦为石勒破毁殆尽,其他北方城市,均陆续因战祸而遭致不同程度的损坏。

至于十六国割据政权建都的城市,因系根据地所在,故也有所营建。譬如,石勒建后赵政权,先都襄国(邢台西南)。继之,石虎迁邺,大事修治宫室,造东、西宫,起台观四十余所,并筑华林苑。自是邺城又繁荣起来。特别是北朝的东魏又于邺城之南营建邺南城,邺城规模得到扩展,成为当时北方的大城市之一。

在反西晋统治中,匈奴族酋长赫连勃勃又建大夏国,筑统万城以为国都。此城为东西二城并列,外围再筑廓城,西城建置稍早,实为当时之内城。考古工作查明,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城隅都有角搂。城之中部偏南处,发现有长方形高台台基,附近出有大瓦和花纹方砖,应是宫殿遗址。廓城东西两垣相距达十里,可见规划颇大,但廓内大夏遗物稀少。这个现象表明,可能原规划意图似拟仿效其他国都,在廓内设置市里,以供定居。可是匈奴族当时仍处于游牧经济形态,工农业不发达,经济上缺乏定居条件,习惯上也不适应,以致出现廓城空旷,遗物稀少的情况。统万城这个例子,也体现了其时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先进带动落后共同进步的趋势。

鲜卑族拓跋部的崛起,是这一过程中一件大事。拓跋部自猗卢建代国,至什翼犍继承王位,积极发展农业,改变旧的游牧经济,并奠都盛乐,但不久为前秦苻坚所灭。拓跋珪复国,于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经营一番改革,魏国力日强,大河以北诸州全归魏有,为统一北方准备了条件。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市),次年,即帝位,称魏道武帝。传至太武帝,魏国竟完成统一北中国的大业,从而揭开了南北朝对峙的序幕。

北魏平城自建都以来,曾经几番改造扩建。它的改造扩建过程,实体现了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过程。所以它的规划格局,既有营国制度传统特色,又有鲜卑族传统情调。从这个特征论,北魏平城规划是应有其历史价值的。

由于北魏鲜卑族内部及其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魏孝文帝为缓和矛盾,依靠汉族士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这是孝文改制的主旨所在,因而更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迁都洛阳是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故儒家所崇奉的城市建设经典——“营国制度”势必成为指导洛都规划的基本依据。显然,这与东汉雒阳规划所展示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是不谋而合的。

北魏洛都,规模宏阔,布局严谨,市肆亦很繁荣,成为中期封建社会的一大名都。特别是它的规划,在总结东汉以来营建国都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精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实可视为我国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隋唐东西两京的城市规划,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北魏洛都规划传统的成果。由是可见,以北魏洛都规划作为这一过程城市规划发展趋势的典范,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当中原及关中一带各族混战中,江南地区却较为稳定。中原人士大举南迁避乱,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发展江南区域经济,而且还建立了东晋偏安政权。他们以建邺为国細,更名建康。陆续营建宫室、园苑,建置宗庙、社稷、郊坛、官署,并又在城南御道两侧,分建东府城、西州城。建康规划格局,基本上仍承袭了孙吴建邺的传统,只不过略加调整而已。由于建康城市经济颇为繁荣,秦淮河两岸商肆栉比,工商业者多聚居这带。御道南端朱雀门外架设“朱雀航”(浮桥),横跨秦淮,沟通两岸。附近地段尚有大士族府邸。如朱雀桥边乌衣巷,便是显赫一时的王导和谢安的府邸所在,唐人曾有诗篇歌咏这一历史遗迹。看看东晋建康的城市布局,颇富有营国制度传统的格调。虽然此时玄学、佛学流行,但儒家思想仍居主导。显见东汉雒阳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在这里又有所发展了。

东晋亡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均继都建康。城市虽有新发展,但基本规划格局并无显著变化。除建康外,南方重要城市尚有京口、山阴(绍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处。其中寿春、江陵、成都、番禺等均为当时重要经济都会,番禺更是外贸港口。这些城市虽因具体条件不同,城市规划个性特征也各异,但基本规划格调都具有东汉雒阳规划倾向传统的影响,这种共同特征都是普遍存在的。

综观上述两个过程城市规划的演进倾向,可见积极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精华,确已成为城市建设第二阶段中,城市规划变革的主要趋势。尽管这段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很快,但这一趋势并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不断的加强。看来这与争夺华夏文化传统的正统地位,以及汉族士族崇儒尚礼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一些少数民族营建的城市,便可得到证实。前面列举的匈奴族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布局,即为一例证。鲜卑族的北魏洛都规划,更是集这一趋势之大成,足可视为这一阶段中城市规划发展的总结,对后世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北魏自孝文帝去世后,统治日趋腐化,致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又为北齐、北周所取代。这些都是鲜卑族的政权,最后北周统一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杨坚原本北周国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接着又挥师南下,灭了南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此,我国中期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又由第二阶段,转进到第三阶段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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