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三阶段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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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三阶段概况

2017-01-12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316 次

摘要: 1.这一阶段始于隋,约终于北宋中叶,这是按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传统的演进历程来划分的。北宋晚年以前体系传统的发展仍属中期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北宋晚年即已开始向后期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因此中期封建社会的城市建设发展阶段,也随之划至北宋中叶为止。按此计算,中期封建...

1.这一阶段始于隋,约终于北宋中叶,这是按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传统的演进历程来划分的。北宋晚年以前体系传统的发展仍属中期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北宋晚年即已开始向后期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因此中期封建社会的城市建设发展阶段,也随之划至北宋中叶为止。按此计算,中期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第三阶段大约历时约四百余年,即公元六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中叶。

在四百余年中,经历了足可与西汉并美的有唐盛世,也遭遇到了与十六国纷争相似的五代十国混乱。由于唐代经济基础远比西晋雄厚,因而政治上虽分裂为若干小国、小朝廷,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未中断,这显然与唐代经济重心渐渐南移,以及各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是分不开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犹如纽带一般,形成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凝集力,为促进统一创造了积极有利条件。

当唐末大混乱中,北方遭受的战争创伤并不亚于西晋末十六国的纷争。南方情况却不同,江南已渐成唐代经济重心所在,加之南方各国战争较少,故经济都在上升,即使以往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岭南、福建一带,也都在迅速发展中。因而逐步形成自己地区性的经济圈,这便是产生十国的经济基础。

南北经济差距愈大,北方对南方的经济依赖更加明显。就南方而言,这些小国小经济圈的发展,是有其局限性的,要再上升,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协作,充分发挥彼此之间经济互补性。所以,无论南北两方,乃至南方各小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实已成为促进统一的动力。因此,这番动乱时间远不及西晋末至隋统一那么长,仅五十年左右,即出现了统一的宋王朝。

2.这一阶段内,因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大运河开通后,形势更为有利,故城市建设亦呈蓬勃发展之势,不仅城市数量增多,城市分布密度也随经济发展形势而在不断调整。著名的大商业都会,基本上大多在南方。例如唐代著称的“扬一益二”之大商业都会扬州和成都,均分布在长江流域。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温州、明州等,也都在东南沿海地带。就地域而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城市分布密度大,新建或扩建的城市亦较多,大、中城市的比重也高。譬如长江下游地域之杭州城就是隋代新建的,经过吴越国的扩建和大力发展,足致成为江南一大经济都会。

黄河中下游在临近南方地带,因大运河开通,处于交通冲要处的有些城也因地区经济繁荣和区域之间经济交流的需求,而致发展成为一方经济重镇。例如汴河流域之汴州,唐时已跃居中原的重要经济都会地位,五代时更为后唐、后周的国都,偏安王朝的政治中心,更名东京。由于它的优越地理位置,宋开国后,亦奠都于此。宋不继续以长安为国都,这种全国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正与当时全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移的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隋唐两代是本阶段城市建设颇为活跃的年代。除恢复因统一战争创伤的部分旧城外,更陆续营建了些新城和改造扩建了若干旧城。譬如隋唐长安与洛阳两京的建设,全国大商业都会扬州的改造扩建,以及一些地方建制重要的州县城扩建,如前述之汴州等,都是颇具规模的。

宋虽统一了全国,但北方边境版图均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据有。东北有辽,西北有西夏。尤其辽较强大,对宋的北方构成威胁。加之北方地域经过五代战争破坏,创伤犹待恢复,所以有宋一代的立国根本实全赖南方。南方为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工农业生产发达,交换经济甚为繁盛,人口分布密度也较高。例如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四京十八路的人口总数为33303889,而仅长江下游之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及两浙路,三路的人口即达7199001人,几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2%左右。从这个南方局部地区人口分布情况的例子,即看出这带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经济发达,城市建设也有新发展。不仅新建或扩建了一些州县城,更增添了不少的城郊市、镇。譬如,两浙路之杭州城郊就有八个市镇,会稽城郊也有五个市镇。巴蜀经济区有些辖区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郊市镇更多,例如南充县城郊竟有十八镇。由此可见,宋代城郊镇市比唐代又有较大的发展。镇市是拥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和一定规模工商业的经济实体,地方行政建制的地位,仅次于县城,县、镇之间亦常有互为升降的。镇市数量的激增,表明宋代南方既加速了经济发展,也加速了城市化的步伐。

北方除大河以南中原地区经济较繁荣,城市建设也有相应的发展外,大河以北均属国防线地带,城市建设仅能维持五代旧局,纵偶有增补,变化不显。

至于契丹族的辽国以及北宋晚年继辽而起的女真金国之统治区内,经济却呈逆转之势。因为这两族均系游牧经济,攻战掠夺,致旧有的老经济区农业基础也受到破坏。农民亦沦为农奴,由此可见,辽、金境内城市经济自亦远比南方落后。例如北宋晚年东京已改革旧的集中市制,而辽南京犹维持旧制,两者相较,即可看出城市经济的发展差距了。

虽然如此,契丹及女真统治者还先后在辖境内大事营建国都。辽曾建置上京、中京及南京,金人亦于今黑龙江阿城县境建有上京。这些城市遗址都经考古勘查,已大致了解其建设规模及布局梗概。

辽国境内,城市分布密度以南部临近渤海湾地带较高,这带与宋接壤,经济略较繁荣。北部城市稀少,实属游牧地带。辽国州县城大多因前代之旧,新建的不多。这类城市主要作为统治据点及军事据点,经济价值并不显著。金继辽兴起,其本土境内州县城建设亦无明显变化,基本上与辽相似。

就本阶段城市规划论,实系承前阶段的发展倾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不妨列举些实例,来考察这种演进趋势。

隋唐东西两京规划,是本阶段的代表作。唐长安城市规模宏阔,规划结构严谨。宫城居城北,但仍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不失“择中立宫”的传统格局。左宗庙,右社稷,官署统纳于宫前之皇城内。南北主干道两侧,对称布列东、西二市。采用经纬涂制道路网,里坊规整,充分体现了传统的井田规划概念的格调。这是继承北魏洛都规划传统,又一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的杰作。隋唐洛阳是陪都,虽规划格局富于变化,不及长安严谨,但亦井井有序。就其规划结构而言,基本要旨仍是与长安规划一致的。扬州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全国大商业都会,也是淮南道首府。扬州改造扩建规划,重在增建外廓以为经济活动中心区,作为全城规划的主体,蜀岗上旧广陵城作为内城,衙署等均集中于此,以为政治活动中心区。廓大于城约五倍,表明城为江南经济区中心城的特性。杭州是隋开皇年间建置的新州城,也是江南一经济都会。以城南凤凰山高地为州之治所,城北平陆则划为市里。五代时,吴越国以此为都,改州治为宫城,增建宫室,加筑罗城,颇具规模。汴州是唐代著名的州城,曾一度扩建。五代后周奠都于此,增建罗城,以为市里,再次扩大了城市规模,此城系采取传统的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型式来布局的。这些城市虽性质各有不同,城之形制及布局方式也有差别,但其基本规划结构都具有鲜明的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特色,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个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北宋东京是在后周东京基础上,加以改进而规划的。其城市布局原则虽与隋唐长安、洛阳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关系,但因时因地也有所更新,为提高东汉雒阳规划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又作了新贡献。

契丹族营建的辽中京,城市颇具规模,有三重城。宫廷区所在之皇城居城之中部微偏北处,其外环套内城,再外则环套外廓。宫之中轴线即作为全城规划的主轴线,城市分区及道路网的布局均是据此轴线安排的。市里在外廓南部,廓内尚有官署、庙宇等。就其规划格局看,所受的营国制度体系传统影响是很明显的。

在本阶段的城市本体规划中,除了为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曾作出种种努力,使之日臻完善外,更出现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新动向,即城市的市坊规划体制和规划制度的改革问题。本来营国制度是采取市里(坊)区分的规划体制,以及集中市制和封闭型里制的规划制度的,由于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套旧制已难适应新的形势需求,于是革新旧制,以利发展城市经济,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举了。这番改革的探索,从中唐即开始酝酿,至晚唐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当时经济发达的先进大商业都会,如扬州,已突破旧市坊规划体制与规划制度的约束,不仅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新景象,而且还一反“日中为市”的规定,形成“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盛况。首都长安,改革旧制与维护旧制的较量也很激烈,其他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在纷纷效尤。改革的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五代时周王朝改造汴京城市,已承认临街开店为合法行为。进入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盛,市坊制度的.改革也渐成熟,北宋晚年东京市坊规划的变革,便是这番改革的初步成果。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因市坊制度的变革,更引起了城市总体规划结构的新变动,也显示了营国制度体系传统,又将跨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上文就中期封建社会城市建设三个发展阶段及其规划的演进倾向,作了扼要的回顾。通过这些叙述,我们自不难看出,结合社会发展形势要求,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来发展营国制度传统精华,实已成为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演进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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