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前期中国城市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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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前期中国城市的建造

2017-01-12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619 次

摘要: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中古史的前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与分裂才终于再次实现统一,北魏、隋、唐前期因社会阶层等级森严,人身依附关系紧张,加上城市商业活动还不够发达,导致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据《唐六典》卷三记载:“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中古史的前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与分裂才终于再次实现统一,北魏、隋、唐前期因社会阶层等级森严,人身依附关系紧张,加上城市商业活动还不够发达,导致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据《唐六典》卷三记载:“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坊市制的城市大多是经过预先规划的,城墙内的城市空间由若干个坊组成。坊的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周围建有坊墙,一般坊内建十字街。城市居民被限制在高大的坊墙之内,临街不许开门;商业交易活动也被局限在规定的市坊之中进行,定时开市;夜间实行宵禁,关门闭户,市民不得外出。坊市制城市的产生体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出于对社会安定的考虑而采取的强制管理措施。经过规划而建造的唐西京长安城内设109个坊和东、西2个市;东都洛阳城内设103个坊,有北、西、南3个市。唐代地方州县的城市等级也以严格的坊市数目来规定,不得逾制。譬如县城设立4个坊,小州城设立8个坊,大的州城或府城为16至32个坊。这些四方形的坊把每座城市内的街道限制成十字相交、棋盘格状的布局,而城市的轮廓也被约束成整齐划一的方型或长方形,尤其是北方平原地区的城市,这种形态特征是很明显的。凡是唐代城市被后世一直沿用者,上述坊市制度造成的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城墙轮廓大都能够保存下来,与后来的扩展城区有较清晰的对比。这一点同欧洲中世纪以来成长的城市形态也是较为一致的,这个一致性说明东西方城市发展演化的道路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具有方整的城市外廓,城内有整齐的棋盘格式街坊形态,这类被社会政治形势塑造的城市终究不会太长久。唐末五代以来,随着租佃契约制在农村逐步推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城市的人口增多,商业交易活跃。一方面是夜市盛行,运河沿线汴州、楚州、扬州的夜市几乎达到通宵达旦,使得按规定时间开闭市场的制度逐渐弛废。另一方面,城市坊里临街开店,甚至侵占街衝的现象越来越多,造成坊墙已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坊市制度开始渐渐解体,城市通过商业活动的加强而获得了发展机会。城市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城镇数目的激增,而且城市的外形也发生了改变。宋代的城市虽然还保存着坊的名称,但是已经可以临街开店,市场不再置于有限的几个坊内,城市商业职能以买卖街为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其发展之巨甚至突破城垣向城外延伸。城市形态受交通区位、地形地貌和城市现实功能的影响逐渐增大,并摆脱了传统设计意念的制约。曾经被社会政治形势制约而塑造出的坊市制城市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从辉煌的颠峰跌落下来,中国城市又开始了它应有的、正常的、有机发展的历程。

宋代运河城市受交通和物资集散功能的刺激,最先突破了封闭的坊市制度的束缚,多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沿河商业街。城市形态能清楚地区分为:一个受唐代坊市制度约束的四方形的旧城,一个在旧城外发育成长出来的新城,新城城墙的外形为不规则曲线状或纺锤形,规整的旧十字街区与自然发育未受规划的新市街对比强烈。

常州城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宋代常州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纺锤型,城垣曲屈,城中部宽阔,南北间距近5华里,城东西两端狭长,间距不足一里。江南运河由朝京门经天禧、新坊、元丰、太平诸桥,至通吴门,呈弧形横亘城中,但是运河并没有平均分割城市为二部分,运河北岸的建筑面积比南岸大得多。北岸偏西有一个被河流封闭的近似方形的城区,城内街道十字相交,这是唐代遵循坊市制规划修建的旧城。集中了由官府控制的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军事、行政功能的建筑,例如州衙、州学、军资库、常平仓、籴纳仓、城隍庙等,主要的官绅住宅也在其内;建筑方位遵循中原传统的正南正北的定式,组成常州城的官绅行政区。杨吴、南唐和宋代新兴起的商业街在旧城南墙外,沿江南运河两岸发育,并以运河为长轴,不断向两端延伸,成为城市新的核心轴。

天禧桥至新坊桥之间的运河北岸,集中了由各级衙署主管专卖的合同场、都酒务、都税务、比较务,接待四方行旅的荆溪馆(旧毗陵驿)、行衙亭、使星亭、弭节亭、白云亭也依次排列在岸侧。宋代江南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常州的绢丝织业尤为发达,“晋陵绡”曾名噪一时,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官营手工业作坊。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新坊桥附近发现了宋代作坊遗址,据而推测当时手工业作坊区不会远离运河。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宋代常州还吸引了不少文化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科300名进士,常州竟然得了53名,苏东坡王安石等都曾在城内留下过足迹,一些坊巷也因文人居住而得名。

常州运河两岸的坊巷临水建屋,以沿河走向的长街和伸向运河的短巷为主,随意排列,间隔不一,显然是城市建筑用地膨胀所致,没有预先经过规划。宅院房屋的排列,也不比照传统的建筑定式,而是随河、巷的走势取便安置,体现出淡化象征意念,追求实用功能的价值观。以寺庙、贡院为标志的宗教文化职能建筑,并没有趋近官绅区所在的旧城,而是沿运河分布在城市边缘,也反映出它们服务的对象是以运河行旅为主,图交通之便。宋代常州城的地域结构和发展趋势以后被明清两代所继承,宋代外郭城的西南和东北,因有河通太湖和长江,凭借码头集散功能已渐成市廛,至明代则衍化出两个次级手工业商业集中区。不同发展阶段展拓的城墙围成没有规则的曲线。

常州城市形态表现为行政职能区的偏置和一条沿运河商业中心轴线带的形成,反映出常州城市的发展演化是依托唐代旧城与江南运河,从中古时代前期有规划的坊市制城市渐次向外展拓,也说明中古后期运河城市的地域结构已然不再遵循传统的官方规范,而趋向现实主义的商业都市。具有类似的发展进程的中国城市还有无锡,这个演化过程留下的形态与欧洲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时空轨迹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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