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形态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每个阶段既继承前代的传统，又融以新的特色，反映后一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每座城市平面布局展示的意象特征（可识别性与可印象性），都是城市建址成长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东汉至唐...
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形态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每个阶段既继承前代的传统，又融以新的特色，反映后一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每座城市平面布局展示的意象特征（可识别性与可印象性），都是城市建址成长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东汉至唐代的封建社会前中期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州、县的城市等级以严格的坊市数目来限制，把市民桎梏在高大的坊墙内，是社会阶层等级森严，人身依附关系紧张和城市商业活动不发达的结果。四方形的坊把每座城市的轮廓也约束成整齐划一的方型。城内建筑尊崇象征意义的南北中枢、内向闭合与对称配置的营造法则。五代北宋以来，随着租佃契约制在农村逐步推行，人身依附关系松驰,城市人口增多，坊市制度解体，商品交易繁茂，城市获得发展的机会。不仅造成城镇数目的激增，而且促使城市外形发生了变化。
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后发现：运河城市的选址一般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区位因素，即城址与运河桥、渡、闸、堰的位置关系甚密;二是距离因素，即城镇的分布受古代运河行船每日航程的制约，导致运河城市在区域中的等级分化。宋代运河城市受交通和物资集散功能的刺激，最先突破封闭的坊市制度的束缚，多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沿河商业街。其形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受市坊制约的四方形旧城为依托，在旧城外成长出新市区，重筑城墙以后，城市外形呈现不规则状或纺锤形，规整的旧街区与自然发育未受规划的新市街对比强烈。另一类为随运河转运功能而新兴的城镇，多为以运河为长轴的狭长带状形态。常州城是一个典型事例。代表封建社会城市军事、行政职能，由官府控制的建筑群落，如：州衙、州学、军资库、常平仓、籴纳仓等，皆配置在四方形内、外子城中。这内、外子城系沿用唐代按坊市制规范修建的旧城，主要的官绅住宅也在其内，建筑方位一应中原传统的正南正北的定式，组成常州城的官绅行政区，位于全城的西北。新兴起的商业街沿外子城南缘唐宋运河两岸发育，并以运河为长轴，不断延伸，成为城市的核心。集中了各级主管专卖的场、务，接待四方行旅的亭、馆，絹丝织业作坊；外地移入的平民和杂业从事者的住宅也散落其间，形成经济中心区和新的住宅区。
明代在城市的营造和规划上，曾经有一个明显的向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传统的礼制象征观念复归的举动。大多数平原城市的城墙外形重新恢复方形或基本方形的规则状，城内的地域结构力图按照人为的象征意念来安排。但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规划已经不能无视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因功能差异而对地形地貌条件有所选择的制约，所以在城市形态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分异，晚清以来更为突出。
城市表达了居住地外观在过去和现时生活中的一般趋向和特性，城市的结构形态是长期变化过程的结果，并把历史层理传递给城市景观。如何从整体上把握,通过个案来剖析中国城市；如何用跨学科的方法，比较中国城市和外国城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该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