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一阶段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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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第一阶段概况

2016-12-13 作者: zhangxiang 浏览: 2414 次

摘要: 就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论,秦统一至西汉这段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际城市建设高潮之后进一步的发展时期,也是革新旧营国制度城市规划体系传统走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西汉末,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深重,这种发展已开始进入“伏”的历程。王莽执政,为缓和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积极推行...

就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论,秦统一至西汉这段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际城市建设高潮之后进一步的发展时期,也是革新旧营国制度城市规划体系传统走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西汉末,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深重,这种发展已开始进入“伏”的历程。王莽执政,为缓和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积极推行复古改制活动。这种倒行逆施,足致激发了“赤眉”起义。当时秦汉经营的关中及中原地区,亦即“山西”与“山东”两个主要经济区,遭受了空前的战争破坏。例如首都长安,因“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其破坏之惨,即于此可见了。不仅长安城市如此,大战之后又连遭天灾,至东汉开国时,昔日繁盛的三辅(关中)地区,犹一幅满目凄凉的景象。“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其他各地,也因战祸天灾,同样元气大伤。直到东汉建武九年,还是“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山东由于战争和饥荒,至建武十二年仍然“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看看这几条史料的描述,便可概见“山西”、“山东”两经济区所遭受的破坏是何等深重,看来从战国至西汉所经营的这些地区城市建设,几无一幸免。由于城市破坏惨重,加之户口锐减,故东汉初年光武帝不得不裁并四百多个县。这个现象表明,经过这番大动乱,城市数量已大为减少。同时也体现了这两大经济区的城市经济业已崩溃,战国至西汉所形成之商品经济直线上升的势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经过东汉初年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加之东汉统治者采取种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至明帝时,生产有了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回苏。致出现了“是岁,天下安平,人无摇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况。因之,人口也迅速增长。光武帝末年,全国不过二千一百余万人,至明帝末年,增至三千四百余万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城市建设也呈现向荣景象。以首都雒阳为例,秦时本有南北两宫,刘邦曾一度驻此,新莽时遭战祸破坏,东汉开国时北宫已毁,故明帝永平三年又兴工修复,至永平八年始完成。除修建北宫外,明帝尚建置诸官府,常满仓及立粟市,可见雒阳城市建设已渐渐开始活跃起来。其他被战争破坏的城市,同样也在陆续修复中。随着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的不断增殖,因之,开国初所裁并的一些郡县建制,大多得到恢复。至顺帝时,全国有县级城市一千一百八十座。

嗣后以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城市建设也因之有所发展。不过终东汉之世,社会经济迄未达到西汉全盛时期的水平,加之外患频繁,耗费颇巨,故城市建设规模自不免蒙受影响。大抵东汉城市建设首在医治战争创伤,因而改造重建的旧城较多,新增建的城市比重不大。光武帝一度裁并的郡县城大多均须恢复修缮,其中尤以关中及中原地区为多。边陲郡县,有的要恢复建制,甚至尚须修复城市,所以也有一定的重建任务。新建城市多在南方,边陲地带以巩固边境,亦有少量增建。例如南方的扬州刺史部之豫章郡就增建了一些城市,仅和帝永元年间便增置二县城,以后灵帝及献帝时,还有增置。这些现象也表明江南经济区正在发展中。关中及中原两地区,西汉盛时,城市分布密度已相当高,而这些地区经济水平尚不及西汉,所以新建的城市很少。这两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与西汉无什大出入。譬如中原地区的陈留郡仍和西汉时一样,辖十七城,县名亦基本上仍旧。可见这两个地区重在修复旧城,除个别地带因适应发展需求,偶建新城外,城市数量并无大的变化,因而城市分布亦基本上仍维持西汉后期的旧格局。

新莽时的大动乱,虽关中及中原遭到惨重破坏,但江南却因避乱者的流入日众,而得到发展,不少中原人定居江南,致江南一带经济渐渐上升,城市建设也出现了新气象。上面列举的豫章郡便是例证之一,会稽郡亦有以章安县东瓯乡发展为永宁县的事。由此可见,江南经济区城市分布布局的变化,自较“山西”、“山东”两个老经济区明显。

从目前所了解的东汉城市规划情况看,虽仍保持了一些西汉的革新传统特色,但主要倾向是发展营国制度传统。从前文概述的东汉社会情况,即可看出,这种倾向,实质上正是东汉社会经济条件及其统治思想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反映。

就社会经济而言,自西汉末经济大波动以来,虽东汉经过一番努力,但迄未恢复西汉盛时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要求革新城市规划的程度。据统治意识论,东汉开国出于当时政治形势,即继承了西汉后期的尊儒传统,以儒术作为治国之道。光武帝曾明确表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治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所谓“柔道”,实即儒术。所以,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样选择,是与东汉政权性质分不开的。前面谈过,东汉政权是控制在豪强地主阶级手中,他们既压迫剥削农民,而且内部利害之争亦很激烈。因而东汉统治者不得不乞灵于儒术,来调和各种矛盾,以维护其统治秩序。因此儒家经典也就成了东汉统治者治国的法宝,把儒家倡导“三纲”、“六纪”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规范。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更进一步发展刘秀所倚持的谶纬学说,并以此释经,撰成《白虎通义》,以统一经义,目的便在于此。在这样背景下,作为儒家思想指导城市建设的《周礼》营国制度,势必也要对东汉城市规划产生重大影响。何况王莽已倡导于前,这个潜在的历史伏笔,在适当的气候下,当然要发挥作用了。由此可见,东汉的这种城市规划发展倾向,是有其现实和历史的根源的。

现以雒阳为例,试看它的城市规划是怎样体现这种倾向的。

雒阳是旧城,东汉修复以为国都,城的布局虽仍留下秦汉传统影响,但已作了调整。主体宫居城之中部,分南北两宫,城之东部尚建有永安宫。整个宫廷区不仅规划方位居最尊,而且规划用地比例亦大,几近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堪与西汉长安宫廷区用地比例并美。金市在城西,居南宫之北,所以潘岳《闲居赋》谓宫为“面郊后市'一般闾里主要散布在城郊。城东方位亦较尊,除置永安宫外,重要官署及权贵居里也布置在城东。城之东北隅则置太仓与武库,为官府的重要仓库区所在。城之西北隅有园苑区——“濯龙园”。

南城外临洛水地带,划为礼制建筑区,建有明堂、灵台、辟雍,太学也置于此区内。南城外还有“南市”,当然尚有闾里。东城外亦建了市——“马市”。除了这些,城外并置有不少的皇家园苑和离宫别馆,如灵琨苑、上林苑、显阳苑、睪圭苑等等。

以上便是东汉雒阳城的规划概貌。从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此城规划实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宫居城中部,是全城规划结构的重心,其他各功能分区均环绕这个重心来布署。
2.宫在南,市在宫北,合符传统的“前朝后市”之制。
3.就全城各分区布局看,颇重视分区的礼制等级与方位尊卑相结合的礼制规划秩序。宫廷区置于最尊之中央方位,礼制建筑区设于较尊之城南,官署、别宫及权贵居里布置在次尊之城东部,市及闾里则处于较卑之城西部。这样的布局充分体现了规划所具有的严谨礼制观念。

上列几点正是营国制度王城规划结构的某些传统特征,显见东汉雒阳规划的倾向性是至为明确的。联系前章的论述,这种倾向亦可视为王莽留下伏笔的延续和发展。

雒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它规划的倾向性对全国城市规划都有影响,事实表明,我们从一些郡县城的规划,同样可以体察到这一倾向的存在.

由于东汉城市大多为旧城改造重建,所以秦汉革新传统仍有一定的影响,如何协调这一倾向与革新传统的关系,使两者能结合融汇,从而促进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向更高层次发展,便成了东汉城市规划所应探索的一大课题。

以上所述,是西汉末至东汉这段历史时期,中期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第一阶段及其城市规划发展倾向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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