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一阶段时间较长，变化亦较复杂。自东汉末直迄隋统一全国，其间曾出现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十六国混乱，南北朝对峙，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在这四百余年中，政治上出现了几番起伏，经济上发生了大波动，所以变化较多。就城市建设而言，每番起伏又可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地区...
这一阶段时间较长，变化亦较复杂。自东汉末直迄隋统一全国，其间曾出现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十六国混乱，南北朝对峙，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在这四百余年中，政治上出现了几番起伏，经济上发生了大波动，所以变化较多。就城市建设而言，每番起伏又可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地区的城市是经过破坏而重建的，在这样破坏与重建交替进行中，而城市规划则随社会演变而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即就这段大起伏的历史时期的洛阳而论，经历东汉雒阳、魏晋洛阳、北魏洛阳，这几个发展过程。每个过程的洛阳规划都有所更新、有所发展。其他城市的经历也同样如此，每番起伏中，除了有部分修复或重建的城市，也还有少量新建的城市。如果我们逐一择要加以考察，当可了解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基本动向。
现为便于考察，我们不妨按历史起伏的进程，分两个过程来探讨。
第一过程，即东汉末至西晋统一这段时期。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I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企图推翻东汉统治，建立新的农民政权。张角势力布遍当时青、徐、幽、冀、兖、豫、荆、扬等州。数十万“太平道”教徒分为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战火蔓延甚广，势不可挡，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在“黄巾军”带动下，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种种农民武装斗争，各立各目，相互影响，势若燎原。其中力量较大的有冀州之“黑山军”，以汉中为中心的三辅，巴蜀地区之“五斗米道”等。东汉统治者勾结各地方豪强地方势力，联合镇压农民起义，以致战争波及面甚为广阔，规模也很可观，破坏尤为惨重，城市损毁亦多。虽然“黄巾军”及其他起义军陆续被击败，但继之又爆发军阀割据的大混战，烽火遍地，战祸连年，使社会更加动荡，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相藉，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关中及中原一带的城市大多遭到战争惨重破坏，荆、扬地区的有些城市也不免受到波及。以“董卓之祸”为例，东汉首都洛阳实已沦为废墟，形成“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悲惨局面。长安也如此，因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的混战，而致“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震，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由此可见，这番大动乱所造成的损失，是何等惨重。东汉在“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区的经营遭到彻底破坏，略渐回苏的商品经济，又再次受到摧残。整个社会经济实陷入大逆转的局面。在这种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的形势下，经过群雄纷争混战，逐渐形成三国鼎定的偏安政权。虽然仍在对峙的战争局势下，但部分后方地区，人民尚可安居，生产得到渐渐恢复，因而遭到战争损坏的部分城市也陆续得到修复、重建。不仅如此，三国还各自经营了自己的国都。都市建设在对峙中，也出现了局部回苏的“小康”局势。继之，司马氏统一全国，建立了西晋王朝。
开国后，由于采取某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措施，因而使久经战火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生产力有所恢复和发展。故太康年间曾呈现一些繁荣气象，城市建设也因之渐有起色。除洛阳继曹魏之后，又有修建外，一些重要的郡县城，在三国经营的基础上，也得到调整和适当的发展。大抵北方城市重在医治大动乱的创伤，江南城市建设则重在发展，这与当时区域经济形势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继东汉之后，结合时代要求，又有所进展。虽然建设规模有限，但一些名都大邑的规划都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而且对发展东汉城市规划的演进倾向，也都作了探索。其中曹魏邺城规划，可算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作。孙吴建邺规划，亦颇有特色，对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它虽与曹魏邺城规划格调有所不同，但对继承和发展东汉城市规划的倾向，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东晋及南朝的国都规划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演进而来的。刘蜀成都，是继承秦汉基础，结合当时形势要求发展起来的又一国都城。城市基本上仍保持了传统的城廓东西并列的形制。大城居东，为蜀都的政治活动中心区，宫室官署等均聚集于此，规模较大，布局井然有序。“少城”在“大城”之西，规模较小，为市、民间作坊以及工商业在闾里集结处，是蜀都城的经济活动中心区。显见刘蜀成都的规划格调又与曹魏邺城及孙吴建邺不同。这三座割据偏安的国都城市，可视为这一过程城市规划的范例，它们所探索发展东汉规划倾向的一些主要经验，对后一过程的城市规划曾产生过相当影响。
曹丕篡汉自立魏文帝，他在东汉雒阳的废墟上又开始重建宫室，以为国都。先修北宫，继之魏明帝又修南宫。明帝且仿效邺城三台，在洛阳城西北角修筑金墉城，以为宫廷防护。不过终魏之世，洛阳并未能恢复昔日的繁荣。
司马氏统一全国，建立西晋王朝。久经战祸的社会，得到了短暂的安定。西晋仍奠都洛阳，在曹魏经营的基础上，扩建宫室园苑，城市因社会经济好转，也日渐繁荣起来。晋洛阳仍旧为三市，“大市”即“金市”在城内南宫之北，“马市”在东城外，“南市”又称“洛阳县市”在南城外。西晋洛阳规划格局基本上仍承汉魏之旧，并无大的变更。可见东汉雒阳规划所体现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在这里也是历历可考的。
上面就这一过程的城市规划演进趋势，列举了一些实例加以概述。至于这些城市的具体规划，以后当将在相关各节中逐一加以论述。
第二过程，即西晋末至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东晋及十六国均包括在这一过程内
西晋的统一政权历时短暂，才不过半个世纪，即因“八王之乱”，又再次将中国导入大混乱的深渊。各族反晋统治的斗争，北方十六国的纷争，南方东晋偏安政权与北方不同割据政权之间的攻战，加上匈奴、羌、氐、羯及鲜卑等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交织成为遍地烽火，战祸连年，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大动乱局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尤其是北方，战争破坏，更为惨重。曹魏及西晋经营的基础，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城市损坏亦严重，例如魏晋重建的洛阳，已再度沦为丘墟，昔日繁华，瞬成泡影。迄北魏孝文帝巡视时，故宫基址仍是一片荒凉，以致感叹涕泪，而赋《黍离》之诗。三国名都的曹魏邺城，亦为石勒破毁殆尽，其他北方城市，均陆续因战祸而遭致不同程度的损坏。
至于十六国割据政权建都的城市，因系根据地所在，故也有所营建。譬如，石勒建后赵政权，先都襄国（邢台西南）。继之，石虎迁邺，大事修治宫室，造东、西宫，起台观四十余所，并筑华林苑。自是邺城又繁荣起来。特别是北朝的东魏又于邺城之南营建邺南城，邺城规模得到扩展，成为当时北方的大城市之一。
在反西晋统治中，匈奴族酋长赫连勃勃又建大夏国，筑统万城以为国都。此城为东西二城并列，外围再筑廓城，西城建置稍早，实为当时之内城。考古工作查明，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城隅都有角搂。城之中部偏南处，发现有长方形高台台基，附近出有大瓦和花纹方砖，应是宫殿遗址。廓城东西两垣相距达十里，可见规划颇大，但廓内大夏遗物稀少。这个现象表明，可能原规划意图似拟仿效其他国都，在廓内设置市里，以供定居。可是匈奴族当时仍处于游牧经济形态，工农业不发达，经济上缺乏定居条件，习惯上也不适应，以致出现廓城空旷，遗物稀少的情况。统万城这个例子，也体现了其时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先进带动落后共同进步的趋势。
鲜卑族拓跋部的崛起，是这一过程中一件大事。拓跋部自猗卢建代国，至什翼犍继承王位，积极发展农业，改变旧的游牧经济，并奠都盛乐，但不久为前秦苻坚所灭。拓跋珪复国，于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经营一番改革，魏国力日强，大河以北诸州全归魏有，为统一北方准备了条件。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市），次年，即帝位，称魏道武帝。传至太武帝，魏国竟完成统一北中国的大业，从而揭开了南北朝对峙的序幕。
北魏平城自建都以来，曾经几番改造扩建。它的改造扩建过程，实体现了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过程。所以它的规划格局，既有营国制度传统特色，又有鲜卑族传统情调。从这个特征论，北魏平城规划是应有其历史价值的。
由于北魏鲜卑族内部及其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魏孝文帝为缓和矛盾，依靠汉族士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这是孝文改制的主旨所在，因而更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迁都洛阳是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故儒家所崇奉的城市建设经典——“营国制度”势必成为指导洛都规划的基本依据。显然，这与东汉雒阳规划所展示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是不谋而合的。
北魏洛都，规模宏阔，布局严谨，市肆亦很繁荣，成为中期封建社会的一大名都。特别是它的规划，在总结东汉以来营建国都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精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实可视为我国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隋唐东西两京的城市规划，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北魏洛都规划传统的成果。由是可见，以北魏洛都规划作为这一过程城市规划发展趋势的典范，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当中原及关中一带各族混战中，江南地区却较为稳定。中原人士大举南迁避乱，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发展江南区域经济，而且还建立了东晋偏安政权。他们以建邺为国細，更名建康。陆续营建宫室、园苑，建置宗庙、社稷、郊坛、官署，并又在城南御道两侧，分建东府城、西州城。建康规划格局，基本上仍承袭了孙吴建邺的传统，只不过略加调整而已。由于建康城市经济颇为繁荣，秦淮河两岸商肆栉比，工商业者多聚居这带。御道南端朱雀门外架设“朱雀航”（浮桥），横跨秦淮，沟通两岸。附近地段尚有大士族府邸。如朱雀桥边乌衣巷，便是显赫一时的王导和谢安的府邸所在，唐人曾有诗篇歌咏这一历史遗迹。看看东晋建康的城市布局，颇富有营国制度传统的格调。虽然此时玄学、佛学流行，但儒家思想仍居主导。显见东汉雒阳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发展倾向，在这里又有所发展了。
东晋亡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均继都建康。城市虽有新发展，但基本规划格局并无显著变化。除建康外，南方重要城市尚有京口、山阴（绍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处。其中寿春、江陵、成都、番禺等均为当时重要经济都会，番禺更是外贸港口。这些城市虽因具体条件不同，城市规划个性特征也各异，但基本规划格调都具有东汉雒阳规划倾向传统的影响，这种共同特征都是普遍存在的。
综观上述两个过程城市规划的演进倾向，可见积极发展营国制度体系传统精华，确已成为城市建设第二阶段中，城市规划变革的主要趋势。尽管这段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很快，但这一趋势并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不断的加强。看来这与争夺华夏文化传统的正统地位，以及汉族士族崇儒尚礼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一些少数民族营建的城市，便可得到证实。前面列举的匈奴族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布局，即为一例证。鲜卑族的北魏洛都规划，更是集这一趋势之大成，足可视为这一阶段中城市规划发展的总结，对后世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北魏自孝文帝去世后，统治日趋腐化，致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又为北齐、北周所取代。这些都是鲜卑族的政权，最后北周统一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杨坚原本北周国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接着又挥师南下，灭了南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此，我国中期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又由第二阶段，转进到第三阶段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