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春秋战国时代是先秦测绘制图的繁荣时期，也是由原始地图向古典（代）地图转化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军事方面，地图被视为国土的象征。在《管子•地图篇》、《孙子兵法•地形篇》、《孙膑兵法》等军事论著中，除了论述地形、地图重要性的内容外，还附有地图。如《孙子...
春秋战国时代是先秦测绘制图的繁荣时期，也是由原始地图向古典（代）地图转化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军事方面，地图被视为国土的象征。在《管子•地图篇》、《孙子兵法•地形篇》、《孙膑兵法》等军事论著中，除了论述地形、地图重要性的内容外，还附有地图。如《孙子兵法》附有地图9卷，《孙膑兵法》附地图4卷，可惜所附地图均已失传。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也很重视地图。如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说明苏秦是研究了地图的。又如《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使荆轲以献“督亢”地图为名，谋刺秦王，即“图穷匕首见”的故事。还有《廉颇蔺相如传》有相如持其璧睨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辟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城予赵，即“完璧归赵”的故事。这些都说明当时各国不仅都拥有了地图，而且有地图的管理者。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彼此交战、攻城、献城、割地的记录连绵不断，都必然涉及地图及疆界，必然给地图测绘提出了更高要求。地图被视为国土的象征，“献图则地削……地削则国削”。
测绘制图在农田土地、水利建设方面展示了相当水平。战国时废“井田”、开“阡陌”，农业灌溉、交通运输推动了水利工程建设，促进了测绘制图的发展。
最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为秦昭襄王（公元前324〜前251年)时蜀守李冰所建。都江堰主要分水工程有都江堰鱼嘴、金刚堤、宝瓶口。溢流工程有飞动堰、人字堰，可使洪水期自然控制水流。在宝瓶口右岸岩石上刻有水测，用以观察内江水位。都江堰的排水、灌溉工程，不仅减少了水患，而且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李冰在修堰过程中还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岁修原则，以及“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方针。
郑国渠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水利工程。战国末年的韩国水利家郑国，公元前237年受于国命，游说秦国，建议秦国兴修水利，以此来消耗秦的国力，阻止其兼并战争。郑国的意见被采纳。自中山西瓢口（今陕西泾阳）引泾水东流，至今之三原，富平蒲域之南的东洛河主干，渠道总长300余里（合今120多公里）。可灌溉关中田地4万余顷（相当于280万亩）。渠道修成后，秦国因此更为富强，于是此渠道被命名为郑国渠。
从春秋战国的水利工程来看，无论是“都江堰”、“郑国渠”，还是长江流域人工运河的开凿、黄河流域修筑堤防、开挖鸿沟水系以及兴修漳水十二渠的灌溉工程，其工程之浩大、复杂，设计之合理、巧妙、精确，如果不赖于测绘制图是不可能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测绘制图在农田、水利方面的应用已具有相当水平。
重大转折的代表作《兆域图》、《放马滩秦墓地图》的发现。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测绘制图由原始地图向古典地图转变的重要时期，那么《兆域图》、《放马滩秦墓地图》就是迄今发现的、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兆域图》，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汲原中山国都城遗址以西约2000米的中山王陵墓中发掘出来的，是一块刻在长方形铜板上的墓域平面图。铜板长94厘米，宽48厘米。从同时出土的周壶腹部铭文所刻悼词看,其埋葬时间为公元前310年左右。《兆域图》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地图之一，属墓域规划平面图。当时中山国作为一个较小的诸侯国，也已制成和使用地图，并具有较精致的水平，这也说明了周代已有各种专用地图。《兆域图》的表示方法，已脱离了原始的地图的画法，具备了地图各要素的基本内容，诸如线划符号、比例尺、方位及注记等等，而且还用数字注记标出了“堂”、“宫”、“门”、“恒”的平面距离以及丘足、丘平的坡度及坡长等，故而是一幅较科学的平面规划地图。它也表明战国时人们生前规划陵墓已有绘制地图的做法。
《放马滩秦墓地图》，1986年在甘肃天水北道区党川乡的一号秦墓中发掘出土，是绘在四块木板两面的七幅地图（其中一块仅绘一面）。根据对秦墓出土的纪年竹书等器物研究和图中有“郢丘”、“略”等地名，可知是战国后期秦国属县——邦县的地图，无图名。经考证，一号秦墓的最迟时代为公元前239年，而地图的制作可能更早些。其中地形图三幅，行政区域图两幅，物产区域图和森林分布图各一幅，内容丰富并已具备比较高的制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