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城市形态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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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城市形态的自由化

2017-01-12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006 次

摘要: 用坊墙来约限城市商业活动和住民生活的管理制度,是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活动和住民的正常生活完全相悖的。在新王朝创立之初,战乱刚刚平息,政权还不太稳定,当社会生产尚未恢复,能够提供给城市的物质还不够丰富,城市经济还不很活跃的时候,在城市中划分若干坊区以便利搜检户口,...

用坊墙来约限城市商业活动和住民生活的管理制度,是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活动和住民的正常生活完全相悖的。在新王朝创立之初,战乱刚刚平息,政权还不太稳定,当社会生产尚未恢复,能够提供给城市的物质还不够丰富,城市经济还不很活跃的时候,在城市中划分若干坊区以便利搜检户口,修建封闭的坊墙来维护城市治安;将商业买卖活动限制在固定的市坊内,依时起闭,是完全行得通的。可是,一旦政治稳定,社会升平,经济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生活的不断繁荣和发展,靠封闭的坊墙来限制商品交换的地点,用宵禁来控制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与社会现实情况相悖=倘若再像唐代长安、洛阳的市坊那样,由官府设市,围之以墙,将千百个肆行店铺、堆积如山的货物,限制在方圆仅600步狭小固定的范围内,并由官吏严加看管,定时买卖的制度则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旧的坊市制度已成为城市生活的障碍,物货买卖突破坊墙的限制,昼夜交易,已是势所必然。当一项制度由最初的完备而走向极盛,很可能也必然孕育着其走向解体的因素,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如此无情。

唐玄宗开元时期,长安城中就已经出现了打破坊墙的现象,并且可能已经十分普遍,以至于需要皇帝来下诏书予以制止。“(开元)二十八年,都畿采访使御史中丞张倚,请整齐都城侵街墙宇。”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式微,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日益减弱,这使得原来建立于中央集权之上的城市坊市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全国各地城市中的坊墙逐渐被突破,城市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唐代政治形势的表象,另一方面,也是城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的反映。看起来,此论点与通常对大唐盛世的理解背离,其实我们的观点是: 中央的式微,恰恰给了地方发展的机遇,大唐盛世的表现空间发生了转移,从国家核心地带的京城转向了代表广大地域的地方城市。

以往有些学者研究唐代中后期地方城市中坊市制解体时,使用《唐会要》中收录的禁止打破坊墙的诏令,来反证唐代中后期地方城市的坊市制已经受到破坏。但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 这些诏令所针对的对象只是长安、洛阳,而不是全国的城市。 如诸祖煜《唐代扬州坊市制度及其嬗变》中引《唐会要》卷八六“街巷”条: “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来论证唐王朝为了控制人民, 一再维护坊市制的存在。这种论述忽略了这条材料针对的对象, “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一句之前为“太和五年七月, 左右巡街使奏,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 左右巡街使是管理长安城内治安和坊市的官员, 因此这段文字针对的对象是长安城内的住户。但这并不是说, 这些材料不能用于地方城市。 恰恰由于《唐会要》中收录的政府维护坊市制的文献都集中在长安和洛阳, 这就更证明在中央控制力最强的长安和洛阳的坊市制都已经难以维持, 那么地方城市中的坊市制则可能更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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