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本概况 东汉时期 南北朝时期 隋朝时期 唐朝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 宋朝时期 相关链接 基本概况 手工业和商业是促进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两股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动力。大凡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商业必然繁荣;反之,商业繁荣的城市,手工业也必发达。前期封建社会不少...
基本概况
手工业和商业是促进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两股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动力。大凡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商业必然繁荣;反之,商业繁荣的城市,手工业也必发达。前期封建社会不少商业都会,政府多派驻工官,便是明证。这一举措充分表明,这类城市都是工商业兼备的。
中期封建社会的情况,商业都会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城市,两者是不可截然划分的。例如唐越州既是浙东一都会,同时又是驰名的瓷器和丝织品生产基地。又如唐扬州乃全国特大商业都会,而且还是全国最著名的制铜业及丝织业城。由此可见,历史文献所谓的“都会”虽系就商业而言,其实尚包括手工业的内涵的。
东汉时期
东汉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此时全国经济重心仍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这带拥有的大都会较多,如洛阳、临淄、长安等,其中洛阳更是其时全国最大的都会。中小都会,为数亦颇可观,故这带都会分布密度也较高。长江中下游,由于开发有新进展,也出现了一批新都会,如丹阳、会稽、豫章、长沙等,都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的。
东汉末大动乱,北方因战争摧残,原来都会多遭破坏。南方虽战争较少,但亦不免蒙受影响。继之,三国鼎立,虽仍处于战争状态中,不过各国后方尚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商业亦渐复苏。当时魏之邺、蜀之成都、吴之建邺,既是国都,又是一方大都会。其余如魏之洛阳、长安,吴之京口、广州等,都属重要都会之列。西晋统一,工商业又趋繁荣,当时黄河中下游流域之主要都会仍为洛阳、长安、邺等,以洛阳为最大,其他中小都会也较有发展,旋不久又发生大动乱,北方再次陷入灾难深渊。晋室东渡,却为南方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江南受益,东南沿海及岭南亦深蒙其惠,这些地域,工商业日趋活跃,都会也繁荣,如建康、山阴等,都是例证,为南朝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北朝大都会除洛阳、长安等外,又新增平城,但发展不如南朝。南朝拥有的都会远比北朝多,其中以建康为最大,其次为丹阳、京口、山阴、吴、扬州、广州、寿春、襄阳、荆州、以及后起之夏口。泉州亦因海上贸易发展,而渐兴起。从南北都会之发展不平衡状况,即可概见此时全国经济重心已呈南移之势。
隋朝时期
隋统一全国,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继之,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更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由是沿大运河兴起了一些新都会,其中不乏大都会,如汴州、杭州。沿线以往较具规模之都会,更得到了新发展,如扬州便跃居江淮经济重镇的地位,城市甚为繁华,致隋炀帝留恋忘返。北方都会也呈欣欣向荣景象,其中尤以长安、洛阳,因建都关系,发展尤为迅速,均已成为全国主要大都会之一了。
唐朝时期
唐人继承隋人经营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大运河开通以及海运和陆路交通发展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更加繁荣,都会也又有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形成新的都会分布格局,二为都会数量的增长。就都会分布格局论,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经济分区的变革,导致都会分布亦作出了相适应的调整,逐渐形成以扬州及成都为东西中心的分布格局。扬州及成都为唐代东西两个特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为当时东部的经济中心,江淮、岭南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活动均以此为枢纽。西部之中心则为成都,为西南及西北之商品经济活动枢纽所在。因两京漕运及东南乃至海外物资供应之需,扬州地位更为重要,唐设盐铁转运使于此,即足以为明证。这两中心,不仅为所在之江南及巴蜀两经济区的依托,而且亦为相邻经济区所是瞻,以致分别形成跨区之东西两大都会网络。其次,就都会数量而言,除大运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有所增长外,黄河中下游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带,也出现了些新都会,这正体现了关陇西北及“关东”两大经济区日趋繁荣,河西诸郡亦取得了新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
进入五代,由于分裂割据,都会的发展自必蒙受影响。原来一些较大都会大多形成地区经济圈的中心城,如吴越之杭州,吴之扬州,闽王之泉州,后周之汴州,楚之长沙,以及前后蜀之成都等。因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都会的前景也各异,有的又取得了新进展,如杭州、泉州、汴州;有的则因遭战争破坏,加之经济活动条件的变化,渐呈萎缩之势,如扬州便是如此。
宋朝时期
宋统一全国,又为都会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燕云十六州已属辽,西北又有西夏,故北部边境及西陲之工商业发展均蒙受影响,终宋之世,都会之发展重在东南。西南除成都平原地区的都会又有新进展外,黔滇一带也随开发而有一定的发展。江南固有的大都会又跃上了新的发展台阶,新增的中小都会为数亦可观。市镇的发展,尤堪注目。随着经济分区的调整,都会的分布格局也相应地有所调整。唐代东西两中心的分布格局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是以当时特大都会东京为核心的各经济区中心城相结合的都会网络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各经济区的交流,更有利于加速各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市镇发展颇为迅速,在网络体系的基层布点中,是充分发挥了沟通城乡经济的桥梁作用的。宋代在各级都会及所辖之商业繁荣的市镇中都设有商税场务,征收商业税。有的都会因城乡经济发达,市镇较多,故场务亦多。有的都会市镇少,场务亦少。
据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前,全国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的有三处,二十万贯以上的有五处,十万贯以上的有十九处,五万贯以上的有三十处,五万贯以下的有五十一处,三万贯以下的有九十五处,一万贯以下的有三十五处,五千贯以下的有七十三处,总计三百十一处。这些地方都是设有商税场务的商业活动较繁荣的大小都会。这就是说,当时商业都会网络体系便是由这些大小都会所组成的,其中有个别的在地方行政建制上还是某都会所辖的市镇,但在商业活动中其功能实可比拟小都会。从上述统计数字,亦可看出宋代都会的发展概貌。
上面概述了中期封建社会都会的发展情况。总的说,这段历史时期,动乱频繁,经济波动亦大,特别是东汉末至南北朝这段近三个多世纪岁月里,起伏多变,尤为突出,致都会的发展自必遭到重重阻障。虽然,起伏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偏安或短暂统一的相对稳定局势,但发展终归还是有限的。直到隋唐时代,随着国家统一,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加之一些地区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交通条件的改善,致商品经济日益繁荣,都会的发展也出现日新月异的景象,不仅新兴都会日增,分布格局得到调整,而形成不少大都会,甚至特大都会,如唐之场州及成都。
由于东汉末以来,北方不断遭到战争破坏,人口大量南流。南方因相对较稳定,故社会经济亦不断发展,全国经济重心渐呈南移之势。因之,南方都会与日俱增,分布领域亦随开发之扩展而逐渐扩展。隋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局势更加明朗,南方都会更加快了发展步伐。此时北方经济虽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与南方差距日显,故新增之都会为数有限,分布密度亦不及南方高。宋代商品经济较唐代更为繁荣,虽然契丹及西夏相继崛起,北部边境及西陲一些地区都会的发展受阻,但中原腹地及山东一带仍在继续发展中,南方的发展尤为迅速,不仅长江中下游流域都会数量日增,规模日大,汉水及长江之重要支流如湘水、赣江等流域以及岭南一带的都会也有新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因海上贸易日益繁盛,海港城市的进展,尤堪引人注目。因城乡贸易不断繁荣,致城郊市镇亦逐渐增多,这又为都会增添了羽翼。由是可见,宋代都会之发展是极为迅速的。
探讨中期封建社会都会规划,尚须重视晚唐以来所形成之市坊规划制度改革浪潮。这不仅关系都会规划的革新,更是推进我国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