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期北京寺庙的地域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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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期北京寺庙的地域分异

2016-12-09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800 次

摘要: 清朝承袭明代已建庙宇之分布格局,除非原寺庙已圮毁不堪,即便能够修复,也往往依据旧址。其中内城西城,外城宣南多金、元、明旧刹。新建庙宇地域分布有以下特点: 第一, 皇城内增建寺庙,清朝废除前明在皇城内的众多内官监,移人八旗满洲官兵(没有蒙古和汉军),因此皇城的北....

清朝承袭明代已建庙宇之分布格局,除非原寺庙已圮毁不堪,即便能够修复,也往往依据旧址。其中内城西城,外城宣南多金、元、明旧刹。新建庙宇地域分布有以下特点:

第一, 皇城内增建寺庙,清朝废除前明在皇城内的众多内官监,移人八旗满洲官兵(没有蒙古和汉军),因此皇城的北部和东西两翼有大批旗人人居建筑宅院,利用前朝寺庙或新建。

第二,由于清朝不实行分封王子出镇各地的制度,京城建造许多王公府第,这些王府以建筑规模的高低大小来体现等级制度,尤其是亲、郡王府占地面积较多,因而打破了明北京城的胡同街道的格局,也囊人或拆除了一些小庙。

第三,以赐额、敕封的政令,由国家塑造正统神祠,打击异端,以消除地方神祇在京城内外的滥造淫祀。关羽由武安王晋升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无论佛寺、道观均需列为崇祀,关帝庙随即遍及京城内外。禁毁淫祠后在京城大量出现的寺庙还有:供奉观音菩萨的观音庵、白衣庵,因求愿的目的不同而有别。供奉土地公的土地庙,以崇祀玄天真武上帝的真武庙。

第四,对蒙、藏地区贵族势力的怀柔,有意抬高藏传佛教,致京城内外喇嘛教寺院增多。

第五,满族有自身的宗教:萨满教,设堂子在离禁城最便利的东长安街南。以后又在外城的八旗营房增建萨满教小庙。

第六,国家塑造正统神祠的规定导致清北京城庙宇的崇祀佛道不分,三教合一。选址不择地,规模无定,也不遵守坐北朝南的传统建筑定位。多在胡同拐弯处、分叉路口修建。或许其分香制度,使小庙宇遍布京城内的若干小社区。

民国十九年(1930)据北平市社会局调查,城郊共存庙宇约1980处,其中内、外城总计890座。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传人大约可追溯到辽代,现存文献《岗上志》记载牛街礼拜寺创建于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而且说明该寺选址在土岗之上。元代回教徒助战有功,遍及全国,但是大都城内的教寺留下记载不多。明朝京师设有回教四大官寺:牛街礼拜寺、东四牌楼清真寺、锦什坊街普寿寺、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

元、明两代西方的教堂虽已在中国人的京城里出现,但是清朝才是外国宗教在中国遍布并在北京城内广建教堂的时期,这其中也有起伏与周折。东正教堂,以俄罗斯人聚居的南、北馆而分设,“北馆”位于东直门内,原本是一座关帝庙,康熙二十四年(1658)将雅克萨战役俘虏的俄罗斯人安置于此,借关帝庙为祈祷所,当地人称:罗刹庙,以后正式建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雍正五年(1727)七月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允许俄国使团定期来京,住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也称“南馆”,以区别于北馆。雍正十年在俄罗斯馆又建东正教堂一所,命名为“奉献节堂”。自是至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的负责人均兼俄国政府驻华代表。清末俄国使馆与东正教会才分别理事,使馆在东交民巷“南馆”,东正教主教会设在东直门内“北馆”。

天主教堂,由于顺治、康熙、乾隆等几位皇帝曾与来华耶稣会士有过友好的交往,因此清朝是天主教在北京相对发展的时期,天主教堂主要分布在北城(满城)。清初顺治七年(1650),赐地重建宣武门南堂。十二年又赐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斯地一区,在王府井大街干雨胡同建圣若瑟教堂一所。康熙三十二年因耶稣会士张诚、白晋进西药为康熙医治疟疾,特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广厦一间,改建救世圣堂,从此有南、北、东三堂之分。雍正初意大利教士德里格又购得西直门大街路南院落建成天主教西堂,这就是北京著名的天主教四教堂。雍正、嘉庆时期曾有过两次驱逐教士,拆毁教堂,籍没房产的举动。京城的天主堂一度停废。再次兴起是在咸丰末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对西方宗教弛禁,归还教产,修复教堂、教士墓地。光绪十三年(1887)以天主教北堂与宫禁过近,妨害慈僖太后修建苑囿为由,将北堂迁往西安门内西什库。1900年以后,天主教在南城也陆续建堂,例如:南岗子天主教堂,建于1910年,由东交民巷圣弥厄尔教堂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筹建,是外城占地最广的天主教堂。

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传布约始于1861年,英国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陆续在京城开办教堂。光绪年间(1881—1900)是其布道发展最快的时期。“庚子事变”期间对西方教堂破坏甚烈,《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仅被毁的教堂均被修复,而且随着王朝解体与新共和体制的建立,新、旧两教均有更大程度上的发展。

西方教堂的选址和分布。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南、北、东堂的选址都与最初安置俄罗斯人或耶稣会士的住所有关,没有特别的规划,天主教西堂的建立可能是考虑到分布的均衡。民元以后天主教信徒人数在北京是最多的,曾达到26万多人。新教基督堂的选位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由于在北京的耶稣教会派别颇多,除英、美教会各派占数目最重,还有属于瑞典、挪威的神召会,故各教堂分隶不同的教派,总堂之外,又设分堂,分布零散。另一方面因为它在中国的传道是与学校、印刷、医院或福利慈善机构共存,对下层市民有更多的吸引力,大、小教堂与教会学校渗透到全城的街巷胡同,无论官绅富户宅院集中的地段,抑或贫民杂居的巷尾,皆有福音堂、宣道所、青年会或家庭分会做礼拜的堂院,所以应更能反映老北京城城市市民层次分布的地域结构。

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卫理公会的亚斯礼堂是美以美会的主堂,也是华北地区的中心堂。米市大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灯市口公理会教堂、王府大街救世军、佟麟阁路安立甘堂等都是教友人数较多,建筑宏伟的著名基督教堂。

据1918年统计:北京城内外共有东正教修道院、礼拜堂39所,信徒5587人。1921年调查北京地区共有天主教大堂60处,信徒26万8千人。北京城内共有耶稣教堂53处,信徒124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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