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庙宇介人京城民间岁时风俗,沟通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以庙宇为场所的集市贸易、游乐、停宿、旅榇促进了京城的民间经济活动。大大小小的各类庙宇建筑,从结构和色调上丰富了京城的建筑景观。寺庙提供的礼仪服务与京城各种民间崇拜社团(香会、行会)结合,组成老北京城的地域结构...
庙宇介人京城民间岁时风俗,沟通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以庙宇为场所的集市贸易、游乐、停宿、旅榇促进了京城的民间经济活动。大大小小的各类庙宇建筑,从结构和色调上丰富了京城的建筑景观。寺庙提供的礼仪服务与京城各种民间崇拜社团(香会、行会)结合,组成老北京城的地域结构。在专制王权的控制下,中国的城市没有市民广场,庙宇提供了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城市市民在专制压抑下接触、聚会、生存的共享空间。随着王朝的解体,社会制度的变革,住民的涌入,中国城市社会走进现代文明。众多的庙宇又曾为学校、工厂、机关单位和广大市民住宅提供了现成可用的建筑空间。
历代帝王庙,明代始建,以扬圣君业绩,凡帝王有恶行者不人。位于阜成门内街北。堂子,在东长安街南,清朝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岁末二十六日内务府官到坤宁宫请神,送往堂子。元旦,皇帝亲临行礼。这是满族的习俗。当街庙,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坐落于南北甬路中间,坐南面北。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侧绕行。
北京城内的庙宇用以指示路标。小街或胡同口以建关帝庙和观音庵为多,道路分叉处多建五道庙,北极庙、真武庙往往建在街道尽头或死胡同底。北极庙、北极圣境、真武庙等庙宇供奉玄天上帝,为镇北之神,与城市的堪舆风水有关系。如:鼓楼方砖厂胡同北侧小胡同北端、灯市口油坊胡同北头均建北极庙(也称:北极圣境),西四院儿胡同北端死胡同底、马市桥西死胡同底皆建有真武庙。清朝修建的庙宇则多不择地而建,也不讲究传统的坐北朝南形制。更有些庙宇就建在两条胡同相交或者是斜街的分岔口,起着指路标的作用。庙址的建筑方位与形制特点,是鉴别其时代的依据之一。
火神庙的分布往往位于国家仓储、军队草料场周围,如:广渠门内火神庙即位于原明代官马圈北侧。火神庙还与附近住民祈求消灾的愿望有关,而住民则多为官宦和营商的富户,如:东单北极阁宁郡王府曾遭火灾,于是在东南角修建火神庙。东堂子胡同一带亦多官贵宅院,故也建火神庙。大栅栏一带多店铺,粮食店街的火神庙即六必居等数家铺商合建。
北京城内的庙宇有集市的功能。兼有庙市的寺庙一般规模都比较大,而且选位适中,以照顾所辐射的区域。譬如:明朝最初只有西城护国寺有庙市,景泰年间为便利东城之民,选定隆福寺开市。隆福寺,寺前因市廛形成隆福寺街,明景泰三年(1452)建,为东城庙市最主要的场所。东口路南有聚珍堂书肆。《天咫偶闻》卷七:“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由此文可见隆福寺旧书肆颇具吸引力,迄今仍常有文人光顾。西城庙市最主要的场所为白塔寺和护国寺,皆元代旧刹。大慈仁报国寺,在彰义门(广安门)内。明朝庙会在北城成方街都城隍庙,清初移慈仁寺,即报国寺。顺治、康熙年间,每月逢五、十五、二十五开市,书估皆聚于此,售图书、文物、古玩,喧闹异常。花市专卖丰台草桥一带盛产的花卉,士大夫选购盆梅杏桃,也是京城的时尚。报国寺兼备客房,留宿文人吟诵酬唱。顾炎武在京时,常侨居寺中,死后辟西南跨院为顾亭林祠。朱彝尊、王士祯亦常到此搜书借宿,故时人求访不得,必能在报国寺内寻到。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寺坍圮,书市遂移琉璃厂,花市转至下斜街土地庙。
北京的寺庙更是岁时风俗集会之所。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中多去焚纸哭奠。江南城隍庙开庙,作中元节,十分热闹。五显财神庙,广安门外西南三里许,每年新正二日,及九月十七日,香火甚盛,都人求财者,群往烧香,妓女尤甚,并有唱戏,善果寺,在彰义门(广安门)内,六月初一日,晾晒经会。夕照寺,在左安门内法塔寺附近,曾作水陆道场。专制政体统治下的北京,既不允许老百姓公开集会,也没有供老百姓自由集会的场所,城市内没有市民广场,这是与西方城市最大的区别。老百姓只能利用岁时风俗到户外交流,寺庙适时充当了集会之所。这些有集会场所功能的庙宇在南城较多,因其往往由民间香会或行会主办,清末以前北城很少有行会,道咸以后,汉人可以人满城居住,行会才渐渐在靠近北城市场的地区出现。
北京城内的寺庙常行慈善业。北京城内的庙宇施行的慈善功能诸如施粥、抚孤等。兴福舍饭寺,位于沙滩双辇胡同(今东城区沙滩五四大街路北弓弦胡同),旧为元至元年间创建之兴福院寺址,专收容大都城内乞丐,又称舍饭寺。明代重建时改称幡竿寺,为赈济京城冻饿穷民的两所寺庙之一,另一座舎饭寺在西单牌楼舍饭寺胡同。康熙三十二年重修幡竿寺时又改称兴福禅林,属正白旗满洲。民国时为内三区报房胡同法华寺的下院,除供佛自用外,殿堂酌量出租,当年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租住。极乐寺(安乐堂),在原皇城地安门内东南,明代内官有疾着徙此。清代仍存,但是并非内监养病之所。龙泉寺,在南城陶然亭龙树寺附近,后改孤儿院。十二月初八日,为浴佛日,各寺观煮八宝粥供佛。
北京城市经历了元明清三个王朝帝都的传递,城市空间结构为适应王朝制度与统治政策的需要,在继承中不断地变革。这种历史留下的遗痕,甚至制约着王朝体制解体后整整一个世纪的城市生态系统。北京城市地域结构表现出内(北)、外(南)城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内城经过规划,胡同间距从元代就已经有所框定,官民房屋长期修建,可利用的土地狭窄,限制较多,房屋规整。外城未经过统一规划,随城市生活需要而自然发展,街道虽然不规整,但是却留下很多与普通市民生活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北京在迈向现代化都市的进程中,应该多从历史文化价值这方面来体味城市的特质和文脉,更多地给予保护,而不是改造或建设性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