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庙宇介人京城民间岁时风俗，沟通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以庙宇为场所的集市贸易、游乐、停宿、旅榇促进了京城的民间经济活动。大大小小的各类庙宇建筑，从结构和色调上丰富了京城的建筑景观。寺庙提供的礼仪服务与京城各种民间崇拜社团（香会、行会）结合，组成老北京城的地域结构...
庙宇介人京城民间岁时风俗，沟通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以庙宇为场所的集市贸易、游乐、停宿、旅榇促进了京城的民间经济活动。大大小小的各类庙宇建筑，从结构和色调上丰富了京城的建筑景观。寺庙提供的礼仪服务与京城各种民间崇拜社团（香会、行会）结合，组成老北京城的地域结构。在专制王权的控制下，中国的城市没有市民广场，庙宇提供了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城市市民在专制压抑下接触、聚会、生存的共享空间。随着王朝的解体，社会制度的变革，住民的涌入，中国城市社会走进现代文明。众多的庙宇又曾为学校、工厂、机关单位和广大市民住宅提供了现成可用的建筑空间。
历代帝王庙，明代始建，以扬圣君业绩，凡帝王有恶行者不人。位于阜成门内街北。堂子，在东长安街南，清朝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岁末二十六日内务府官到坤宁宫请神，送往堂子。元旦，皇帝亲临行礼。这是满族的习俗。当街庙，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坐落于南北甬路中间，坐南面北。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侧绕行。
北京城内的庙宇用以指示路标。小街或胡同口以建关帝庙和观音庵为多，道路分叉处多建五道庙，北极庙、真武庙往往建在街道尽头或死胡同底。北极庙、北极圣境、真武庙等庙宇供奉玄天上帝，为镇北之神，与城市的堪舆风水有关系。如：鼓楼方砖厂胡同北侧小胡同北端、灯市口油坊胡同北头均建北极庙（也称:北极圣境），西四院儿胡同北端死胡同底、马市桥西死胡同底皆建有真武庙。清朝修建的庙宇则多不择地而建，也不讲究传统的坐北朝南形制。更有些庙宇就建在两条胡同相交或者是斜街的分岔口，起着指路标的作用。庙址的建筑方位与形制特点，是鉴别其时代的依据之一。
火神庙的分布往往位于国家仓储、军队草料场周围，如：广渠门内火神庙即位于原明代官马圈北侧。火神庙还与附近住民祈求消灾的愿望有关，而住民则多为官宦和营商的富户，如：东单北极阁宁郡王府曾遭火灾，于是在东南角修建火神庙。东堂子胡同一带亦多官贵宅院，故也建火神庙。大栅栏一带多店铺，粮食店街的火神庙即六必居等数家铺商合建。
北京城内的庙宇有集市的功能。兼有庙市的寺庙一般规模都比较大，而且选位适中，以照顾所辐射的区域。譬如：明朝最初只有西城护国寺有庙市，景泰年间为便利东城之民，选定隆福寺开市。隆福寺，寺前因市廛形成隆福寺街，明景泰三年（1452)建，为东城庙市最主要的场所。东口路南有聚珍堂书肆。《天咫偶闻》卷七：“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由此文可见隆福寺旧书肆颇具吸引力，迄今仍常有文人光顾。西城庙市最主要的场所为白塔寺和护国寺，皆元代旧刹。大慈仁报国寺，在彰义门（广安门）内。明朝庙会在北城成方街都城隍庙，清初移慈仁寺，即报国寺。顺治、康熙年间，每月逢五、十五、二十五开市，书估皆聚于此，售图书、文物、古玩，喧闹异常。花市专卖丰台草桥一带盛产的花卉，士大夫选购盆梅杏桃，也是京城的时尚。报国寺兼备客房，留宿文人吟诵酬唱。顾炎武在京时，常侨居寺中，死后辟西南跨院为顾亭林祠。朱彝尊、王士祯亦常到此搜书借宿，故时人求访不得,必能在报国寺内寻到。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寺坍圮，书市遂移琉璃厂，花市转至下斜街土地庙。
北京的寺庙更是岁时风俗集会之所。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中多去焚纸哭奠。江南城隍庙开庙，作中元节，十分热闹。五显财神庙，广安门外西南三里许，每年新正二日，及九月十七日，香火甚盛，都人求财者，群往烧香，妓女尤甚，并有唱戏，善果寺，在彰义门（广安门）内，六月初一日，晾晒经会。夕照寺，在左安门内法塔寺附近，曾作水陆道场。专制政体统治下的北京，既不允许老百姓公开集会，也没有供老百姓自由集会的场所，城市内没有市民广场，这是与西方城市最大的区别。老百姓只能利用岁时风俗到户外交流，寺庙适时充当了集会之所。这些有集会场所功能的庙宇在南城较多，因其往往由民间香会或行会主办，清末以前北城很少有行会，道咸以后，汉人可以人满城居住，行会才渐渐在靠近北城市场的地区出现。
北京城内的寺庙常行慈善业。北京城内的庙宇施行的慈善功能诸如施粥、抚孤等。兴福舍饭寺，位于沙滩双辇胡同（今东城区沙滩五四大街路北弓弦胡同），旧为元至元年间创建之兴福院寺址，专收容大都城内乞丐，又称舍饭寺。明代重建时改称幡竿寺，为赈济京城冻饿穷民的两所寺庙之一，另一座舎饭寺在西单牌楼舍饭寺胡同。康熙三十二年重修幡竿寺时又改称兴福禅林,属正白旗满洲。民国时为内三区报房胡同法华寺的下院，除供佛自用外，殿堂酌量出租，当年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租住。极乐寺（安乐堂），在原皇城地安门内东南，明代内官有疾着徙此。清代仍存，但是并非内监养病之所。龙泉寺，在南城陶然亭龙树寺附近，后改孤儿院。十二月初八日，为浴佛日，各寺观煮八宝粥供佛。
北京城市经历了元明清三个王朝帝都的传递，城市空间结构为适应王朝制度与统治政策的需要，在继承中不断地变革。这种历史留下的遗痕，甚至制约着王朝体制解体后整整一个世纪的城市生态系统。北京城市地域结构表现出内（北）、外（南）城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内城经过规划，胡同间距从元代就已经有所框定，官民房屋长期修建，可利用的土地狭窄，限制较多，房屋规整。外城未经过统一规划，随城市生活需要而自然发展，街道虽然不规整，但是却留下很多与普通市民生活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北京在迈向现代化都市的进程中，应该多从历史文化价值这方面来体味城市的特质和文脉，更多地给予保护，而不是改造或建设性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