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的地名成就

《越绝书》是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最早见于阮孝绪《七录》著录，隋唐目录书著录为16卷，自北宋以来只剩下就在《吴地传》和《地传》中，保存了不少地名学资料。通计《吴地传》涉及地名169个，解释地名渊源16处；《地传》涉及地名86个、解释地名渊源27处。这43处地名渊源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人物、动物、事件、军事、物产、农田水利、谐音七类。

《越绝书》不仅解释地名渊源，而且还总结地名命名的规律。《地传》：“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在这里，它既解释了练塘、炭聚、炭渎这些地名的具体来历，还指出都是“因事名之”。“因事名之”是我国古代地名命名中广泛使用的原则，是《越绝书》最早总结出来的。

《越绝书》的另一贡献在于保存业已消失了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对考释地名是至关重要的。《吕氏春秋》卷二三《知化篇》早就指出：“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越绝书》本身也有“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的记载，吴、越在民族和文化渊源上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它们的语言一般词汇留传至今极少，只有《越绝书》才保留了少许，如该书卷三《吴内传》：“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同书卷八《地传》：“越人谓盐曰余。”由此，我们方才得知上古时代所谓的余姚、余杭、余暨（今萧山），原先均系濒海之地，大概都与盐业生产有关。至今浙江、江苏、安徽境内仍有大量的越语地名和越语派生地名遗存，如诸暨、余姚、余杭、上虞、鄞县、钱塘江、甬江、瓯江、姑苏、句容、无锡、芜湖等，由于越语已经消亡，所以要解释这类地名的渊源已非常困难，西晋杜预（222—284)在注释“於越”时说：“於，语发声也。”我们今天只知道句、无、芜、於、姑之类仅是该语言中的发语词而已。正如清儒李慈铭（1830—1894)所说的那样：“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於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后世学者望文生义，以汉语曲解越语地名，如乌伤系“乌口皆伤”、余杭为夏禹舍航登陆（“禹航”)、无锡是没有锡等等，皆属无稽之谈。

一般认为《越绝书》是东汉初年的作品，学者将《越绝书》地名学方面的贡献也归入东汉。这是应该重新检讨的。固然，《越绝书》中有“句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之文，也有“句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之言，但这只能说明该书作于东汉初年以后，而不一定就是在东汉初年。事实上，《越绝书》中有些内容是三国鼎立以后的，今举例：

1.卷八《地传》：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案“东安”乃三国东吴的政区地名。《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黄武五年（226年）秋“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琼为太守，讨平山越”；黄武七年春“罢东安郡”。裴注：“《吴录》曰：郡治富春也。”考富春为汉县，《宋书•州郡志》：“富阳令，汉旧县……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越绝书》既然称“东安，今富春”，则应成书于东安置郡以后；既称“富春”而不称“富阳”，则当著成于东晋孝武帝（372—396年在位）之前。

2.卷十二《记军气》：“韩故治，今京兆郡。”案战国韩原都平阳，后迁宜阳、阳翟，最后定都于郑，均不在京兆郡所辖范围之内，《越绝书》作者搞错了；然既言“今京兆郡”，说明当时确有“京兆郡”建置。考京兆郡系三国魏以京兆尹改置，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见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卷七、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卷上。《辞海》亦取此说。可见，曹魏立国以前，绝无“京兆郡”甚明。

由上可知，《越绝书》涉及的政区地名最晚的应是三国鼎立以后、东晋末年以前的行政建置。若余嘉锡先生认为“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之说不谬；那么，我们可以宽泛地说，《越绝书》的最后成书应在魏、晋年间，因而它的地名学贡献也应归入魏晋时期。有的学者认为：“《越绝书》成书年代早于《汉书•地理志》，此书在地名学研究中的意义，并不下于《汉书•地理志》。”这个说法由于忽视了该书最后成书年代，从而与地名学史发展规律相左，所以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