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越绝书》是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最早见于阮孝绪《七录》著录,隋唐目录书著录为16卷,自北宋以来只剩下就在《吴地传》和《地传》中,保存了不少地名学资料。通计《吴地传》涉及地名169个,解释地名渊源16处;《地传》涉及地名86个、解释地名渊源2...
《越绝书》是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最早见于阮孝绪《七录》著录,隋唐目录书著录为16卷,自北宋以来只剩下就在《吴地传》和《地传》中,保存了不少地名学资料。通计《吴地传》涉及地名169个,解释地名渊源16处;《地传》涉及地名86个、解释地名渊源27处。这43处地名渊源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人物、动物、事件、军事、物产、农田水利、谐音七类。
《越绝书》不仅解释地名渊源,而且还总结地名命名的规律。《地传》:“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在这里,它既解释了练塘、炭聚、炭渎这些地名的具体来历,还指出都是“因事名之”。“因事名之”是我国古代地名命名中广泛使用的原则,是《越绝书》最早总结出来的。
《越绝书》的另一贡献在于保存业已消失了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对考释地名是至关重要的。《吕氏春秋》卷二三《知化篇》早就指出:“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越绝书》本身也有“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的记载,吴、越在民族和文化渊源上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它们的语言一般词汇留传至今极少,只有《越绝书》才保留了少许,如该书卷三《吴内传》:“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同书卷八《地传》:“越人谓盐曰余。”由此,我们方才得知上古时代所谓的余姚、余杭、余暨(今萧山),原先均系濒海之地,大概都与盐业生产有关。至今浙江、江苏、安徽境内仍有大量的越语地名和越语派生地名遗存,如诸暨、余姚、余杭、上虞、鄞县、钱塘江、甬江、瓯江、姑苏、句容、无锡、芜湖等,由于越语已经消亡,所以要解释这类地名的渊源已非常困难,西晋杜预(222—284)在注释“於越”时说:“於,语发声也。”我们今天只知道句、无、芜、於、姑之类仅是该语言中的发语词而已。正如清儒李慈铭(1830—1894)所说的那样:“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於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后世学者望文生义,以汉语曲解越语地名,如乌伤系“乌口皆伤”、余杭为夏禹舍航登陆(“禹航”)、无锡是没有锡等等,皆属无稽之谈。
一般认为《越绝书》是东汉初年的作品,学者将《越绝书》地名学方面的贡献也归入东汉。这是应该重新检讨的。固然,《越绝书》中有“句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之文,也有“句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之言,但这只能说明该书作于东汉初年以后,而不一定就是在东汉初年。事实上,《越绝书》中有些内容是三国鼎立以后的,今举例:
1.卷八《地传》: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案“东安”乃三国东吴的政区地名。《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黄武五年(226年)秋“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琼为太守,讨平山越”;黄武七年春“罢东安郡”。裴注:“《吴录》曰:郡治富春也。”考富春为汉县,《宋书•州郡志》:“富阳令,汉旧县……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越绝书》既然称“东安,今富春”,则应成书于东安置郡以后;既称“富春”而不称“富阳”,则当著成于东晋孝武帝(372—396年在位)之前。
2.卷十二《记军气》:“韩故治,今京兆郡。”案战国韩原都平阳,后迁宜阳、阳翟,最后定都于郑,均不在京兆郡所辖范围之内,《越绝书》作者搞错了;然既言“今京兆郡”,说明当时确有“京兆郡”建置。考京兆郡系三国魏以京兆尹改置,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见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卷七、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卷上。《辞海》亦取此说。可见,曹魏立国以前,绝无“京兆郡”甚明。
由上可知,《越绝书》涉及的政区地名最晚的应是三国鼎立以后、东晋末年以前的行政建置。若余嘉锡先生认为“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之说不谬;那么,我们可以宽泛地说,《越绝书》的最后成书应在魏、晋年间,因而它的地名学贡献也应归入魏晋时期。有的学者认为:“《越绝书》成书年代早于《汉书•地理志》,此书在地名学研究中的意义,并不下于《汉书•地理志》。”这个说法由于忽视了该书最后成书年代,从而与地名学史发展规律相左,所以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