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对水利建设的影响

古时人少，人类可以择高而居，逐水而生，水进人退，水退人进。以后，农业发展，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固定的村落，为防洪水人们修起一个个围村埝，但基本上不影响洪水的泛滥，人与洪水之间仍保持着古朴的和谐共处的状态。再往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类需要保护自己的田地和家园，沿河修建起阻挡洪水泛滥的连续堤防，从而进入了与洪水对抗的阶段。

在治水问题上，中国古代早就提出过人应与河流洪水相适应的自然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自汉代的贾让三策。西汉年间，黄河一度泛滥频繁，治河成为朝野关注的大事。贾让在分析黄河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黄河改道。决黄河于黎阳遮害亭，在当时黄河和西面的太行山麓之间，经冀州辖区，北流入海，为此，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使人河各处其位。据说，从此可以“河定民安，千载无患”。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这是上策的修正，可兴分洪、改土、灌溉和航运之利。贾让认为，中策“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数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的治河良策。下策是继续维修旧堤。贾让说：“若仍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几，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耐人寻味的是，治河实践中实际被采用的，恰恰是贾让认为最不合理的下策。当时，冀州的人口密度远不如今日密集，当冲的魏郡，面积大约24000km2，人口近91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0人（王化云等，1984）。但是那时，人不与洪水争地、移民给洪水让路的“上策”，就已经不是仅靠提倡就能得以实施的了。

清代河道总督靳辅曾讥讽贾让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但同时又指出：“（贾让）所云、疆理土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数语，皆善矣” 。从治河思想的角度肯定了贾让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发展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贾让三策中的“上策”与“中策”，虽然未能得以实施，但是“实际上包含了人类发展要主动积极地适应洪水客观规律的合理内核。随着人们调蓄洪水的工程能力的不断提高，适应洪水的规模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考察社会发展对水利建设的影响，人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国清朝以前，人口一直在1亿上下波动，清朝之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水争地愈演愈烈，“围湖垦殖”与“废田还湖”之争也随之而起。直到人口超过了4亿5千万的20世纪初期，有学者提出了“蓄洪垦殖”的主张：大水年退田还湖，中小水年与水争地，“估计可有四、五年之收，而可能有一年之失（淹），仍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