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炀帝的奢侈与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而通常都把大运河看作是说明专制君主暴虐特征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然而,这些历史事实竟常常被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在道义上的教训,他们以为这都是些徒劳的任务,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不要变成了暴君。中国历史学家这种在道义上的考虑,妨...
隋炀帝的奢侈与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而通常都把大运河看作是说明专制君主暴虐特征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然而,这些历史事实竟常常被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在道义上的教训,他们以为这都是些徒劳的任务,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不要变成了暴君。中国历史学家这种在道义上的考虑,妨碍了他们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炀帝的功罪。
认识到如下一点很重要:尽管中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已消失,实质上,中国这一国家仍是建立在阶级统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阶级统治则意味着剩余物资的集中,以此作为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并满足统治阶级的奢求。而这些剩余物资往往是从人民那里榨取来的大量生活必需品。物资集中,就要求开凿运河;反转来,运河的开凿又要求进一步集中物资,这无疑地就将导致超额的租税,和制定残酷而庞大的强制劳动计划。
随着运河的完成,给运输带来了方便,也自然地刺激了统治集团的挥霍与进一步的奢侈。公共工程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剥削的程度和人民群众的痛苦一起加重,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足以解释汉武帝与隋炀帝这两个很有作为和很有事业心的君主之所以很不得人心的原因。他们在公共工程发展方面,其中包括开凿运河和发展灌溉的成就,导致了公众的不满。他们中的一个因此发生了财政危机,而另一个因此则失去了帝国。
汉武帝如果不是及时地宣布了“罪己诏”与节省开支的计划,西汉的统治也许要早一百年完结。另一方面,隋炀帝,像一位有卓识的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因在土木工程建设中造成了浪费),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实际上,中国半封建时期,政府的所有不朽的成就,都造成了统治者更加腐败,和人民大众更深重的苦难。
像兴建大运河一类的大型土木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在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有由国家的权威来召集和管制的强迫劳动。在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条件下,要完成这些事业,不出现残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而残酷的程度通常又与工程规模的大小成正比。由大运河这样特大规模的工程所带来的极大的残酷程度,引起了历史家的注意。在无名作者的《开河记》中,能找到在汴渠(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建造过程中有关劳动情况的详细说明,这一段有意义的文章是:
诏发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类。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
乃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锸既集,东西横布数千里。及开汴梁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功既毕,……帝自洛阳迁驾大梁,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别加修饰。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联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百里。
清朝的《四库全书》认为上面所引《开河记》中的资料不可信,原因是它属于“粗俗的文体”,还说它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然而,尽管它可能在某些细节上不那么正确,但是,它对于这种强制劳动的残酷性所作的描述,倒是中国文献中司空见惯的语言。即使它对于强制劳动的情况讲得较笼统,但是,它使我们能得以较清楚地了解到,在半封建中国时期的土木工程之所以出现暴虐性和得不到好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