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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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契合

2016-12-14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2533 次

摘要: 东汉巴郡太守但望的《分巴郡疏》,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献。其中所提的分郡方案正表明了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既注意到自然环境,也兼顾了经济文化背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

东汉巴郡太守但望的《分巴郡疏》,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献。其中所提的分郡方案正表明了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既注意到自然环境,也兼顾了经济文化背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

可见当时政区的划分是注意到民情风俗的差异的。虽然分巴郡为二的提议当时未被接受,但四十年后卒分为三,大致遵照但望之提议而行,只是江州以东更细分为两郡而已。其实关于行政区与文化区有意识的重合,比但望更早已见于记载。《汉书•王莽传》记莽言曰:“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此处的州虽是王莽托古所指的《尧典》12州与《禹贡》9州,并非真实存在过的制度,但由此却可从侧面看出,划分政区必须与山川民俗有关——亦即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关的思想至迟在汉代以前便已出现。

政区不但与风俗区域有关,也与方言的地域差异相对应。本来语言地理和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的两个重要侧面。世界上以文化区域为基础来划分行政区域的国家,以瑞士最为典型。瑞士联邦各州的分界,就是该国基督教派别与语言分区相互叠加的结果。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宗教派别之间不成为地域特征,但方言的地域差异却十分显著。因此古代在划分政区时已经注意到方言问题,虽然有时本意并非要使行政区与方言区正相叠合,但客观上却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汉高祖刘邦封其子刘肥为齐王,划分齐国范围原则就是“民能齐语者皆属齐”。把齐国领域与齐方言区等同起来,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可惜此后未曾见到与此类似的明确记载。

但在宋代,从路的区划来看,却与方言区划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据测,宋初南方分布有吴、湘、粤、闽、赣等五种非官话方言(另有客方言在形成过程中)以及官话方言(北方方言)的两个分支: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而宋代的两浙路(苏南浙江)大致为吴语区,荆湖南路是湘语区,广南东路是粤语区,福建路是闽语区,江南西路是赣语区,荆湖北路是上江官话区,淮南路与江南东路一部分是下江官话区。这一地理格局至今尚无根本变化,只是后来客方言在赣、闽、粤交界地区形成,相应将三个方言区的范围往北往东往南压缩。

从唐代后期到南宋,莆仙登科第者年年都有,形成许多著姓望族,出现许多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五世登天、四代攀桂的佳话。以诗名家,以文行世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担任显官要职者也比比皆是,林家九牧、陈氏五侯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而已。唐代欧阳詹,五代陈洪进,宋代蔡襄都是一时名人。陈洪进是仙游人,于五代时曾占有漳泉二州,割据一方。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封建时代耕读社会的最高理想,莆田、仙游科甲特别鼎盛,与周围的州府有明显差异,成为一个特出的文化发达区,这也是促使这两县组成的政区能长期延续不变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宗教方面,莆田也有其特殊性,在沿海地区赫赫有名的海上女神——天妃,传说就是宋代生长于莆田湄洲的林默娘的化身。在东南沿海和港台地区的老百姓都把天妃尊称为妈祖,虔诚朝拜,相信她有无边的神力。天妃后来演变为整个福建的象征,清代以来福建人在外省聚居经商之处都建有天妃宫,有的实际上成为福建会馆的代称。时至今日,天妃依然在海峡两岸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由此可见,天妃和甫田在福建宗教文化方面的特殊地位。

有了上述这几种原因,遂造成了从兴化军、兴化路、兴化府到今天的莆田市这一长期延续政区的稳定。明代的时候,有人提出要重划福建的府县,但到底也未能改变兴化府的辖境,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契合在这里可说是十分典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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