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契合

东汉巴郡太守但望的《分巴郡疏》，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献。其中所提的分郡方案正表明了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既注意到自然环境，也兼顾了经济文化背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

可见当时政区的划分是注意到民情风俗的差异的。虽然分巴郡为二的提议当时未被接受，但四十年后卒分为三，大致遵照但望之提议而行，只是江州以东更细分为两郡而已。其实关于行政区与文化区有意识的重合，比但望更早已见于记载。《汉书•王莽传》记莽言曰：“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此处的州虽是王莽托古所指的《尧典》12州与《禹贡》9州，并非真实存在过的制度，但由此却可从侧面看出，划分政区必须与山川民俗有关——亦即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关的思想至迟在汉代以前便已出现。

政区不但与风俗区域有关，也与方言的地域差异相对应。本来语言地理和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的两个重要侧面。世界上以文化区域为基础来划分行政区域的国家，以瑞士最为典型。瑞士联邦各州的分界，就是该国基督教派别与语言分区相互叠加的结果。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宗教派别之间不成为地域特征，但方言的地域差异却十分显著。因此古代在划分政区时已经注意到方言问题，虽然有时本意并非要使行政区与方言区正相叠合，但客观上却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汉高祖刘邦封其子刘肥为齐王，划分齐国范围原则就是“民能齐语者皆属齐”。把齐国领域与齐方言区等同起来，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可惜此后未曾见到与此类似的明确记载。

但在宋代，从路的区划来看，却与方言区划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据测，宋初南方分布有吴、湘、粤、闽、赣等五种非官话方言(另有客方言在形成过程中）以及官话方言(北方方言）的两个分支：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而宋代的两浙路(苏南浙江)大致为吴语区，荆湖南路是湘语区，广南东路是粤语区，福建路是闽语区，江南西路是赣语区，荆湖北路是上江官话区，淮南路与江南东路一部分是下江官话区。这一地理格局至今尚无根本变化，只是后来客方言在赣、闽、粤交界地区形成，相应将三个方言区的范围往北往东往南压缩。

从唐代后期到南宋，莆仙登科第者年年都有，形成许多著姓望族，出现许多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五世登天、四代攀桂的佳话。以诗名家，以文行世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担任显官要职者也比比皆是，林家九牧、陈氏五侯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而已。唐代欧阳詹，五代陈洪进，宋代蔡襄都是一时名人。陈洪进是仙游人，于五代时曾占有漳泉二州，割据一方。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封建时代耕读社会的最高理想，莆田、仙游科甲特别鼎盛，与周围的州府有明显差异，成为一个特出的文化发达区，这也是促使这两县组成的政区能长期延续不变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宗教方面，莆田也有其特殊性，在沿海地区赫赫有名的海上女神——天妃，传说就是宋代生长于莆田湄洲的林默娘的化身。在东南沿海和港台地区的老百姓都把天妃尊称为妈祖，虔诚朝拜，相信她有无边的神力。天妃后来演变为整个福建的象征，清代以来福建人在外省聚居经商之处都建有天妃宫，有的实际上成为福建会馆的代称。时至今日，天妃依然在海峡两岸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由此可见，天妃和甫田在福建宗教文化方面的特殊地位。

有了上述这几种原因，遂造成了从兴化军、兴化路、兴化府到今天的莆田市这一长期延续政区的稳定。明代的时候，有人提出要重划福建的府县，但到底也未能改变兴化府的辖境，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契合在这里可说是十分典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