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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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制度

2016-12-07 作者: xuzhiping 浏览: 4023 次

摘要: 农业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

农业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

手工业

楚国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6%。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商业

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

货币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

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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