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早与宗教有关的政区是西汉所设的陵县。陵县是在皇帝的陵墓旁边设置的特殊县，专为奉祀陵园之用。西汉时代尚未形成体系严密的一神教，当时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在自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方面。陵墓的建筑及供奉方式是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陵县的设置更把这种崇拜提到新的高度。 ...
最早与宗教有关的政区是西汉所设的陵县。陵县是在皇帝的陵墓旁边设置的特殊县，专为奉祀陵园之用。西汉时代尚未形成体系严密的一神教，当时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在自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方面。陵墓的建筑及供奉方式是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陵县的设置更把这种崇拜提到新的高度。
陵县的正式名称是陵邑，汉高帝刘邦死后葬于长陵，其陵县就叫长陵邑。长陵邑的设置标志陵县制度的建立。此后，每个皇帝从即位的第二年起，就开始营建陵园，并划出一定地域，迁来民户,设置陵县。西汉一代共有7个皇帝陵县，即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与宣帝杜陵。这些陵县地位特殊，在地理位置上它们虽然分属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郡，但在行政上却统归太常管理。太常是中央专掌宗庙礼仪的官署，陵县属太常而不隶三辅，正表明了陵县特殊的宗教地位。汉元帝以后不再设置新的陵县，原有陵县才划归三辅所属，宗教地位也就随之取消了。
陵县地位的显要还表明在县令的级别上。汉县万户以上才置县令，不足万户置长，但陵邑一律置令。不但如此，陵邑的长官秩奉还特别优厚。县令一般秩千石至六百石，长陵令秩则为二千石，与郡太守相当。同时陵县都筑有规模不小的城垣，这也是地位重要的象征。
表面上，陵县是为宗教仪式的需要而设立，但在背后，它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陵县的居民都不是原住户口，而是强迫迁徙关东豪族、天下高赀而来，因此居民的成分多是不事生产的旧贵族、高级官吏、富商大贾、游侠豪杰。将这些人集中于特定区域内，显然是为了加强监视与控制，防止动乱，保证安定。由于人为的迁徙集中，陵县的户口都很殷实，如西汉末年，长陵邑已有5万户，茂陵邑则达6万户。汉代万户以上为大县，这两个陵邑已经是特大县，超过许多郡国级政区的户口数。
陵县都密布在首都长安周围，尤其是有名的五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与平陵，一字排开在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一县紧挨一县，形成“都都相望，邑邑相属”的景象。东汉史学家班固对陵县的繁盛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在《西都赋》中说:“……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五陵”一词后来成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的代称，唐代李太白有诗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杜少陵也有句曰：“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七个皇帝陵之外，还有四个县也是专为奉祀陵园而设的，可称之为准陵县。一是刘邦为其父太上皇陵所设的万年邑，二是文帝为其母薄太后所立的南陵，三是昭帝为其母赵婕妤所置的云陵，四是宣帝为其父史皇孙所建的奉明邑。陵县是西汉的特例，东汉以后这个制度即予取消。但后代依然还有类似的个别的例子，如北宋皇帝陵墓集中在今河南巩县南郊，宋代先是在该地设立永安镇，以“奉陵寝”，后来又升镇为县，并且定为与首都、陪都地位相当的赤县。永安县的职能就是管理宋帝诸陵，只不过比西汉每帝一陵大大简化了。
比陵县更具宗教意味的政区是奉郊县，这是专为郊祀和封禅而特设的县。郊祀对象十分广泛，几乎包括原始宗教里的各种崇拜对象:天神、地祇、山川、动植物、鬼魂、灵物、祖先等等。封禅活动则比较单纯，指的是封泰山与禅梁父，亦即在泰山上祭天，以及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山上祭地。
郊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宣扬皇权神圣性的仪式，所以那位以凿壁偷光而闻名于世的汉成帝丞相匡衡说:“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封禅的意义则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为封禅和郊祀所特划的政区有两个突出的例子:一是奉高邑，这是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置于泰山东麓下的一个县，作为封禅大典的基地。二是崇高邑，与奉高邑同时设立，乃为了奉太室山——即今天的中岳嵩山而置。据说那年武帝登太室山时，随从官员在山上听见有“万岁”的呼声，这自然是祥瑞之兆，所以武帝就以山下三百户封崇髙山，为其奉邑。奉高和崇高两县既专为宗教的目的而立，其民户所出就都作奉祀之用，不纳算赋也不服徭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