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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将蒙元驱逐出中原，开疆拓土，在蒙古高原的南缘阴山、 大青山以南的东 胜、开平、全宁一线 等地开置屯田，设立一批卫所， 形成明初北边的农牧分界线。以后由于14世纪以来气候转寒， 蒙古高原多次遭受寒流侵袭，北部气候环境恶劣，寒冷的气温和频繁的风沙， 严重影响农耕业，于是几乎在同一年里，即永乐元年北部沿边卫所全部迁人长城一线， 原先开辟的屯田全部弃耕。
宣德以后，鞑靼、瓦剌、兀良哈部逐渐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 明朝卫所或废或撤，随即修建了边墙。 这道称为边墙的长城在黄河以西沿着黄土高原的边缘，黄河以东大体沿着山脉走向， 阻隔了农耕民 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边墙以外、 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十分发育，无法进行耕种。
明代沿边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开垦营利，农耕线逐步北推至界外， 但远者不过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明代边墙有“烧荒”制度， 即每年冬天出塞烧野草，以便哨瞭，故农耕地不可能离边墙清代统一长城内外， 初年规定边墙外五十里为禁留地，是汉蒙两族的分界线。 康熙年间准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 后来去长城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的忧虑，遂限制人数， 规定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
雍正年间募民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 不许移家占籍， 但耕地范围有限，不出边外五十里地。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 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以南为农田，以北为清代直隶中央的牧厂。 乾隆以后内地贫民出边墙垦种的越来越多，难以控制。 山东贫民往往出山海关或渡海趋辽东，然后奔向更远的松花江、嫩江流域。 河北人从长城要溢奔向口外东蒙古地区，山西人出杀虎口走河套归化一带， 陇右农民往往去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和银川平原因为有平坦肥沃的土壤和优越的水利条件， 秦汉以来即为农耕区，汉民也熟悉这一带水利。 清代前期已有不少晋陕贫民去前套一带租种蒙地，春去冬归，谓之“跑青”、 “雁行”。道光以后清政府正式准许汉民去后套一带耕种蒙地。 但蒙古王公们怕耕地扩大影响他们的放牧，故将农耕地限制在小块范围内。 总之，清代中叶以来，由于汉人的进人蒙古草原，农耕地有所扩展， 但毕竟还是插花地，尚未改变整个草原的景观。
东北地区在清顺治年间修筑的柳条边和康熙年间修筑的新边， 除了保护长白山区“龙兴之地”外，老边的西段和新边， 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 实际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 此线以西为蒙古放牧区，受蒙古王公管辖;此线以东为盛京、宁古塔将军管辖的农耕区。
清末光绪年间开始，晋、冀、察、绥及陕北的饥民进入后套地区日益增多。 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带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政策，兴办垦务。 光绪二十八年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 对伊盟地区 进行大规模开垦，将仅有的草地尽为辟垦，后套一带可耕地也全被垦辟。
总的说来，清一代北部农牧分界线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陕西省北界和山西、 河北长城的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线以南为农耕区； 一条是沿贺兰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 此线以南有部分地是半农半牧区及分块的农耕区。 内蒙古东四盟中昭乌达、哲里木二盟和1950年划给热河、辽宁、 内蒙古三省的原卓索图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较分散，仍属农牧交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