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元前202年（高帝五年），刘邦正式剖符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都是刘邦取得全国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拥兵占地，已行割据之实，所谓分封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这七个异姓诸侯王国所辖地域占去了汉朝疆域的一半，刘邦则自领今太行山、桐柏山一线以西和胶东半...
公元前202年（高帝五年），刘邦正式剖符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都是刘邦取得全国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拥兵占地，已行割据之实，所谓分封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这七个异姓诸侯王国所辖地域占去了汉朝疆域的一半，刘邦则自领今太行山、桐柏山一线以西和胶东半岛24郡之地。所以，汉初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是皇帝与诸侯分治天下的局面。诸侯王虽受中央节制，但又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皇权不能在王国内的郡县直接施行。另外，汉初增设与县、道建置相当的侯国与邑两种政区，前者是列侯的封地，后者为皇后、公主的食邑，均直属于中央。
异姓王国的设置显然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汉高祖开始逐个翦除异姓诸侯，同时又分封刘氏同姓诸侯。这样，汉髙祖在位最后一年时已建九个同姓王国，异姓诸侯只剩下最弱小的长沙国。诸侯封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全国疆域的一半以上；而直属于中央的汉郡，只有内史、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巴、蜀、广汉、云中、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南郡15个而已。
刘邦分封同姓王的目的是藩屏皇室，唯恐其实力不足，因而所有王国都兼有数郡，最大的齐国领有七郡之地，赵、燕二国均有六郡之多。但是，同姓王国版图大、人口多、财力富足，又拥有特权，对皇权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因此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办法削弱诸侯的实力，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同姓王国数目骤然增加了许多，而领域却大大缩小了。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直接剥夺王国所属的支郡，进一步缩小王国的封域。这一措施招致诸侯王们的严重不满，终于引发了以吴、楚为首纠合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诸国的“七国之乱”。叛乱在几个月内即被平定。景帝乘胜收夺各王国支郡，使所有王国只领一郡之地，并剥夺了诸侯“自置吏”与“得赋敛”两大特权，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而已。汉武帝又以“推恩法”蚕食王国的领域，封侯越来越多，而王国领域越来越小，于是王国的地位只相当于郡。
从此以后，郡和诸侯王国在一起并称郡国，成为汉代第一级政区，“封建”已名存实亡。郡国并行制与纯粹的郡县制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了。
汉武帝时代政区的主要变化是由开疆拓土而引起郡级政区的大量增加。建元六年（前135年），首先在西南夷地区开置了犍为郡；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而置为朔方、五原二郡，元狩、元鼎年间置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灭南越国而置南海、郁林、象郡、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十郡。后再度开发西南夷地区，置为胖柯、武都、汶山、沈黎、越雋、益州诸郡，并于东北疆内开置朝鲜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于是西汉版图达到极盛。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全国共有郡国109个。
昭、宣、元、成、哀、平时代，政区变化不大，只是撤销了几个边郡，增设了西域都护府。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以后直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半个世纪中，郡国总数始终稳定在103个不变。
至于西汉县级政区，实际上包括县、道、侯国、邑四种类型，县分为一般的县和陵县、奉郊县，道集中在西北和西部诸郡，侯国与邑则兴废无常。汉初约有1000个县，到成帝元延、绥和之交，全国发展到1587个县级政区。
秦朝及西汉初年，曾对县级地名进行过整理。当时的1000来个县名，大都是沿袭战国时代旧地名而来，它们既产生于各自为政的许多小国，难免有许多县名相重，例如韩、赵、魏、秦、鲁五国均有“平阳”，宋、赵两国有三个“安阳”，赵、齐两国均有“安平”，等等。全国统一以后，这种重名现象必然给行政管理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秦汉两代相继对这些地名进行过整理。整理的办法，据清人研究，汉时县有同名者，则加东、西、南、北、上、下、新以别之®。例如，在《汉书•地理志》中，原鲁国的平阳已改成南平阳，齐国的安平已改为东安平，赵国的两个安阳，一冠以东，一冠以西，以与原魏国的安阳（今河南安阳）相区别。曲阳也有上曲阳、下曲阳之分，以与九江、东海二郡的曲阳有异。汉代学者已掌握了县名不相重的原则，所以应劭注《汉志》东郡东阿县时云：“有西，故称东”，注南阳郡西鄂县云：“江夏有鄂，故加西云”，注京兆尹下却县云：“秦武公伐邦戎，置有上邦，故加下”，注魏郡内黄县云：“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由此可见，秦代和西汉初期的地名整理工作已经以同级地名用字相斥为其重点，说明地名标准化的概念已经初步形成®。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清人所说县名相同每加东、西、南、北、上、下、新以别之，少说了“内”、“外”的区别，上举“内黄县”例即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