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学研究中的GIS

对考古学研究来说，西方现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以20世纪60年代的 “新考古学”和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为标志进行划分，而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变革对各考古学研究的分支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GIS的应用也不例外。

与20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考古学和分类式的研究相类似的是，最初的GIS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只是局限在定性式的描述方面。比如，90年代初Gaffney等人运用GIS对罗马时期瞭望塔的可视性进行研究，提出这些塔的建造强调了彼此之间的通视性。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任何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

与传统的考古学相比，新考古学强调系统论的应用和“假设一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定量式的描述和统计分析在新考古学的研究中被特别突出出来。这一点也充分反映在了90年代初的一些GIS考古研究方面。比如，Kvamme运用单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了考古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van Leusen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遗址的视域差异与其功能差异之间的关系；Wheatley运用单样本K-S检验的方法检验考古遗址之间可通视情况的显著性。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没有充分关注文化、认知对遗址空间位置的潜在影响；其二，是在统计方法的运用上单变量分析方法无法清晰地阐释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比如遗址之间视域上的良好通视性究竟是因为遗址对视域的优先选择，还是因为遗址本身就选择修建在一些位置突出的地点，如山脊或山顶。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显示了最早的空间定量分析方法尝试在GIS考古中应用的情况。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对新考古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强调文化的差异、个体的能动性、认知的方式和解释学的方法。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尤其关注对空间和景观概念的重新阐释，比如Tilley认为空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单独存在Thornes则 认为景观是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相关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网络关系。因此，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下研究空间概念的经验性、象征性和多义性成为后过程主义理念下GIS考古研究的新方向。归纳起来，这些后过程式的GIS研究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将特殊的文化或符号象征的实物证据，如岩画等，作为一个变量引入GIS，如在考古遗址预测模型中进行再评估第二，将基于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多变量景观因素引入GIS考古的空间分析，其中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成本面”取代欧几里德距离评估遗址之间的空间和社会关系，另外就是引入面向对象式的GIS；第三，通过编程构建基于agent的GIS考古空间模型，借助计算机海量的运算能力或人工智能的方法模拟和评估特定社会景观中的能动个体因素。应该说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对GIS的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使得GIS考古摆脱了单纯的环境决定论的束缚，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GIS在考古学空间分析和景观考古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