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来源

1933年1月-1937年2月全国抗战准备在线地图 来源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本地图集是1995年武月星在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集，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地图出版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合编的，本地图的比例尺为1:16500000。

该《图集》是海内外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史的 综合型专题地图集。它系统地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 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 无条件投降约14年历史中各阶段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政区等方面的内容。

全国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但全国抗战的准备却经过了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号召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并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12月，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共产党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负责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华北大中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华北成为当时抗曰救亡运动的先进地区。共产党还在上海组织建立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在华北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共产党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游行，并且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南下扩大宣传团、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为全民族抗战作了舆论、思想和干部的准备。此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界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 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童，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 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10月完成长征后，1936年2月组成东征部队，渡河东征，占领汾河河谷地区、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察冀对日直接作战。1936年5月，第一方面军又组成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6月占领陕甘宁3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1936年秋，西征结束。红军于豫旺堡一带休整。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已抵甘肃南部。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三大主力会师，为以后对曰作战做了军事上的准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全国抗战即将到来之际，1937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全国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三大任务：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并且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环节，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三次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政治和组织的准备。

此外，共产党还注意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明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三部著作提高了广大党员 和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全党在思想上得到了统一，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共产党也注意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成立。1936年6月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简称“红大”），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简称“抗大”），培养红军干部和革命知识青年，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千部上的准备。

共产党抓紧加强红军的自身建设，在红军中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高潮；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红军各方面的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 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共产党积极创建陕甘宁苏区，1935年11月，原陕甘边、陕北两苏区统一起来，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西北办事处的领导。1937年5月，苏维埃工农政府 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实行普选；在经济上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文化教育上开展文化运动，实片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地和总后方。

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时推行对日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 的误国政策，并以主要精力进行“围剿”红军的内战，极大地影响了抗战的准备，消耗了有限的国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下，1935年11月，国民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部分改变对日妥协政策，逐步加强抗战准备。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在政治上，国民党开始转变对共产党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共同抗日主张，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这是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在外交上，国民党政府积极争取英美的援助，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35年成立了以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蒋介石还委派陈立夫与苏联大使进行谈判，希望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以对付日本的侵略。

在财政上，在英美支持下，1935年11月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又加上农民银行） 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收归国有，一切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的支付，只许使用法币。币制改革首先于上海实行，而后推及南京、汉口、杭州、济南、南昌、福州、九江、芜湖、蚌埠、青岛、绍兴，在国统区范围内，法币逐渐成为流通货币。币制改革使政府统一了货币，加强了各省的经济联系，政府也通过通货膨胀的办法大量发行纸币，使巨额军费开支得以维持。

在军事上，制订了一系列国防计划。1935年春，国民政府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以整编陆军，计划从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编20个师，三年整编60个师，以此作为国防军的骨干。蒋介石还下令建立一批独立的特种兵和机械化部队，包括轻炮兵30个团、重炮兵5个团、骑兵10个师、坦克2个团、装甲汽车2个团、高炮7个团、化学兵5个团、工兵3个团、通讯兵5个团、交通兵5个团、铁道兵1个团、铁甲车5个大队。此外，政府还注意扩充空军，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在南昌、南京设立第3、第1空军司令部，全国共设有9个空军大队另5个中队、4个运输队，建立了260多个飞机场。空军拥有战斗机300余架。在南昌、南京、洛阳、广州、杭州、重庆还设有飞机修理厂。除了1930年7月成立于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外，1936年4月于南昌成立了中国航空机械学校。1936年10月与意大利合办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与德国合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在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中，空军建设费高达7000万元。加上原有的韶关飞机制造厂和上海飞机制造厂，空军力量得以加强。国民政府还根据敌情，将全国划分为10个战区。山东区在潍河、鲁南、鲁西构筑阵地，冀察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石家庄构筑阵地，河南区在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构筑阵地，徐州海州区在海州、运河边、徐州、蚌埠、淮阴，山西区在晋东、晋北，绥远区在绥东、绥北，江苏区在京沪线、南通、南京，浙江区在沪杭线、鄞县、永嘉、临海、京杭线，福建区在龙岩、闽侯、厦门，广东区在潮安、汕头、海康、琼州、广州、惠州构筑阵地。从1935年起，军委会拨款100余万元，修筑了从吴江至福山、无锡至江阴、乍浦至嘉兴的三道永久性 国防工事。巩固了闽侯、厦门、汕头、虎门的江防和海防，在南京、镇江、江阴等地更换新炮及游动的重炮阵地。国民政府还实行征兵制，在1933年6月公布了兵役法，从1936年3月1日起施行，到1936年底完成首批征兵5万火，这是民国以来的第一次按兵役法征兵，预计从1936年至1940年逐次完成建立60个师的任务。此外，政府从1936年起普遍实行军训，以利战时兵源的补充，同时注意学校军训，培养预备军士。

在经济上，为保证军需，政府开始建设重工业。先后有湘潭铁厂，湖北阳新、大冶、四川彭县的铜矿，湖南茶陵、湖北灵乡的铁矿，江西高坑、天河、河南禹县的煤矿，四川巴县、达县、陕西永平、延长的石油矿，江西吉安钨厂，湘漳的飞机发动机厂、工具厂、机器制造厂、纺织厂、造船厂等。

国民党政府还重视交通建设，修建了一批国内的铁路及公路。主要铁路有:苏嘉、浙赣、杭甬、粤汉、陇海、同蒲、淮南铁路及道清铁路延长线。政府还计划修建广梅线、成渝线、京赣线、湘黔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除铁路外，交通部选定京杭、沪杭、京芜、苏嘉、杭徽等为苏、淞、皖联络公路，不久扩大至赣、鄂、湘、豫四省。同时还新筑西北公路，有西兰、西汉等线。督建公路的范围远及川、滇、桂、粤、闽等省。公路总长度由1927年的1000千米 增加到抗战前夕的109500千米。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对军事运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政府加强了对大后方的建设，建设大西北，筑成渭北灌溉工程。1932年3月，将西安定为西京，政府集中力量扩充长途电话和无线电，架设了苏、浙、皖、冀、鲁、豫、湘、鄂、赣、川、黔等省的长途电话网，发展电讯事业。

在文化教育上，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虽以此来对付共产党，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也有唤起民族自信心，挽救国家危亡，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

总之，在全民族抗战的战幕拉开前，国共两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妥协仍有幻想，对大战爆发也预计不准，许多准备工作的完成多以1938年为限，加上财政拮据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准备工作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