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显著特征。在齐桓公首霸之后，晋、楚两国相继而起，逐鹿中原，争当盟主，但终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春秋中叶以后，出现并霸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景公采纳申公巫臣的意见，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使楚国不能腾出手来招驾晋国的攻...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显著特征。在齐桓公首霸之后，晋、楚两国相继而起，逐鹿中原，争当盟主，但终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春秋中叶以后，出现并霸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景公采纳申公巫臣的意见，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使楚国不能腾出手来招驾晋国的攻势，从而谋利。
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据《吴越春秋》记载，当时吴国“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公元前五八四年，晋景公派申公巫臣到吴国传授车战射御的技术，并唆使吴国背叛楚国。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又攻打巢、徐等吴楚之间的小国，弄得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和吴国开始建立了联系。
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他教给吴王阖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府库”等“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之道（《吴越春秋》），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邦，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公元五零六年，吴王阖闾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联合蔡、唐两国兴师伐楚。孙武是杰出的军事家，为了切断楚国本部与方城之外的联系，他采取中间突破的战略，率领吴军从淮河流域西进，至淮汭舍舟登陆，翻越大别山，与此同时，唐军东进袭取大隧、直辕、冥厄三隘（在今武胜关一带），蔡军循汝水至淮河、南下直取訾梁（在今固始县）。这两支偏师堵住了楚军北上中原，东通齐、鲁的要道，从侧翼牵制住楚军，使楚军不敢正面迎击吴军，而吴军却乘机扫荡楚国东境沿途的城镇，从容西进，跟蔡、唐两路军队会师，将楚国拦腰截为两段，隔汉水同楚军对峙。楚司马沈系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向令尹子常建议：“请令尹封锁汉水，自己以方城外人毁掉吴军舍弃的舟船，回过头来封住大隧、直辕、冥厄三隘，然后夹击吴军，一定能胜利。”令尹子常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惜，当他听楚大夫史皇说：“现在楚国人都怨恶令尹，喜欢司马，假使采取司马的建议，那么战胜吴国的功绩就全归司马了。”就断然改变主意，轻率地领兵渡汉水，与吴军对阵于柏举（今湖水麻城），结果一败涂地。吴军乘胜穷追猛打，五战五胜，攻古了楚国的郢都。
楚国的惨败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因是晋、吴联合力量超过楚国；内因是楚国政治腐败。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楚国的政治腐败突出表现在用人问题上。楚国出人才，可楚平王专信奸邪，加害贤良，后来楚昭王上台，也胸无大志，只勉强立国，致使大批人才有的消沉，有的流走。象范蠡，出身于布衣之家，有匡世奇才，而“时人尽以为狂”（《越绝书》）。他琢磨，楚国不用，自己不能直接报效于父母之邦，不如东去助越，以越制吴，消除楚国东顾之忧，将全部的才智曲折地贡献给生养自己的故国。于是，他邀好友文种一起告别了家乡，踏上东去越国的道路。
越国是古代越族建立的国家。传说其先祖乃大禹的后裔，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被草莱而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历二十余世而至允常。公元前五一零年，吴王阖闾攻越，正是允常在位时。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后，庆功作乐，流连忘返，国内很空虚。越王允常乘机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吴国，自立为王。恰巧这时，楚大夫申包胥哭秦庭七日，求来救兵，吴王阖闾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赶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国也侥幸复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为了解除吴国对楚国的威胁，他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