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明清三朝以北京为都城时，中国王朝的经济重心已经不可逆转地移到了江南。定都北京，只有依靠京杭大运河输送江南物资维系京师用度，才能保障皇室的生存和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转。北京城内官方设立的仓、场位置，必然求取与运河物资转输之便利，官仓的迁移和演变，还涉及清朝北京城内...
元明清三朝以北京为都城时，中国王朝的经济重心已经不可逆转地移到了江南。定都北京，只有依靠京杭大运河输送江南物资维系京师用度，才能保障皇室的生存和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转。北京城内官方设立的仓、场位置，必然求取与运河物资转输之便利，官仓的迁移和演变，还涉及清朝北京城内大量出现的王公府第的选址。
元大都城内的仓库所占面积巨大，其位置分布与大都的漕运有关。元代供应大都的漕运自南方沿御河北上，经今北运河、潮白河上溯，在张家湾、潞县分别由文明河、通惠河转漕西运，另有一路沿温榆河继续北上，由东、西坝河转漕，三条漕河皆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为终点。文明河故道，由张家湾西行，至董村折向西北，在大都城文明门东南（今崇文门以东一带）与金代旧闸河汇流。文明河应是利用高梁河下游原有河道，后因水塞而废。通惠河，由潞县直西，至文明门与丽正门之间人大都南城墙，沿皇城萧墙的东墙外直北，然后西折，经万宁桥、澄清闸与海子（积水潭）相通。此新闸河之开凿系至元二十八年（1291)从郭守敬等人建议所为，次年八月，通惠河开通，北上大都的漕船进人积水潭。至大四年（1311)改通惠河木闸为石闸，大规模治理通惠河，表明元代中期以后，通惠河为大都漕运起了主要作用。东、西坝河，即今北京东三环西坝河的前身，是元大都初建时主要仰仗的漕路,前文已经论证。大德年间（1297—1306),又展宽坝河，并修复被洪水冲坏的六坝，说明坝河也一直承担着大都的漕运。
由于承担漕运的三条运河均来自大都城东，又分析了大都城兴建前后三条漕渠所起的作用，不难明白为什么元大都城内仓库的位置不仅偏于城市的东部、东南部，而且集中在城市中部的两翼。光熙门内街南是千斯库，崇仁门与齐化门间有崇仁库、北大仓等，南城文明门内有文明行用库、通惠河畔的仓库。西城只有万亿库、和义行用库，也濒临漕渠。万亿库面积最大，在肃清门内南侧，南濒积水潭。由于最初所依靠的漕路是北线的温榆河、坝河，不可能将仓库建在城南，再耗费人力去转搬。城东南的文明门内的文明行用库与通惠河西的仓库，可能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后随着通惠河通航才逐步修造。同样的道理，我们举出积水潭沿岸的部分仓库为证。“丰裕倉，至元十九年十月内，于海子岸东胭粉库置仓廒，仓赤，轮流管领收文。至元二十八年，为收江淮财赋府粮斛，仓房窄狭疎漏，并文明门外丰裕仓内收贮。”胭粉库、丰裕仓址尚未确定，这段记载说明即便是积水潭周围的仓库也不是一开始就受领来自通惠河漕运的物货，大都城仓库的位置与交通是否便利关系甚密。
明朝在北京城内官方设置的仓、厂、场、库种类繁多，除去千斯库、万亿库留在北城墙外而不用，其他均沿用元大都城内的旧仓。考虑到明代北京北城墙的位置从大都城北墙的位置南移以后，南方物资进京来自东南漕路与西南旱路两个方向，所以，重要仓库多配置在北京城内的东南部和西北部靠近城墙的地方。漕粮基本上从南方水运而来，要在通州上岸运进京城，因此官方粮仓基本上都配置在东城;木材、军需运输，也多由水路，所以明朝的建筑用料和制造存贮军服的仓厂，坐落在城东南。其次，还应考虑到明朝当时北方不太安宁的政局，与瓦剌等北方部族常有战事,军队要和北方来犯之敌打仗，草料沿太行山东麓运进运出，因此，草料场多配置在北京城的西北部。明北京东城分布有新太仓、海运仓、旧太仓、禄米仓，明智坊草场、中府草场、天师庵草场，盔甲厂、台基厂。西城有广平库、太平仓，西城坊草场、安民厂、阜成竹木厂、战车厂、惜薪司北厂、红罗厂、惜薪司西厂、王恭厂。西直门内有北草场、南草场和广备库，应是与城防有关系，保存火药的仓库则集中在城内西南部。外城则分布着抽分厂、琉璃厂、惜薪司南厂。北京的仓厂与某些寺庙的设置是有联带性的。
清朝抬高藏传佛教和喇嘛教的地位，解决了与蒙古王公的争斗问题，不需要对蒙古用兵，明代原在北京城西半部的仓、场全部被废弃。清朝的官仓都偏置城东，不仅在城内，而且移建东城墙外，沿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的城墙与护城河之间，背靠城墙增修了一系列官仓。清北京城仓、厂的移出与偏置，留下原来仓场这些占地面积很大的地段正好用作建造清朝皇室贵族的王公府第。
